三伯一下子成了不名一文的穷光蛋，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那个破旧潮湿的旧房子里，三伯和三娘(地主婆)不知哭了多少回。
这下子四伯开始趾高气扬了。他把偌大家产挥霍光以后，成了光荣的贫农，分得了一批不菲的财产，还成了吆五喝六的农会小干部。他来到三哥家中，教育三伯了：
“三哥，这下你知道啥好啥坏、啥高啥低了吧?这几年你成天指责我，说我不务正业，好吃懒做，是个败家子!现在怎么样?我是个贫农，分得了好地好房。咱过去是吃香的喝辣的，现在依然是喝辣的吃香的!你倒好，累死累活，省吃俭用，顶什么用?弄了个地主帽子!过去你吃苦受累，现在依然是受累吃苦!三哥你说说，在共产党领导下，是你那一套管用，还是我这一套管用?”
一席话，说得三伯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过后气得捶胸顿足，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诉。
不过三伯性格内向，忠厚老实，对群众的轮番批斗，对干部的颐指气指，总是逆来顺受，从不说半个不字。你叫送信就送信，你叫修路就修路。你开批斗会，他就头一个站起来，弯腰低头，一动不动，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骂什么就是什么。他的恭顺老实、自甘屈辱的样子，让那些怒气冲冲的批斗者也无从下手。所以，每次批斗会，不是地主的马老九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而确是地主的三伯，却很少遭人殴打。
又一次，我对土改老干部老聂说：“马老九划成地主，实在冤枉;可是，三伯划成地主，也有点吃亏呀!”
老聂说：“老九有点冤枉，三伯一点也不亏!”
我跳起来说：“三伯勤俭持家，累死累活，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好不容易挣了份家产，我们却把人家的家产剥夺了，给人家扣个地主帽子，常年受到批斗，这还不亏吗?”
老聂说：“那没办法，这是政策。当时按照政府下发的划分成分的标准，马老三地地道道是个地主!他拥有那么多财产，雇了那么多长工，富甲一方，威风八面，不给他划成地主，谁还是地主!共产党闹革命，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分田产’。如果斗一个地主，再问问他这财产是继承来的、是劳动挣来的，还是剥削来的?那革命还怎么个闹法?”
三伯虽然逆来顺受，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但内心的痛苦和压抑可想而知。他没有等到四类分子摘帽的那一天，在上世纪70年代初便抑郁而终了。
三、企图“变天”的地主
我们村还有一个聂姓地主，我在这里暂且称他为聂生。他的悲惨下场，让每一个知情者唏嘘不已。
他是一个孝子，对父亲、叔叔、伯伯极尽孝道，殷勤伺候，嘘寒问暖，他的父辈们都将他视如己出。他的叔叔、伯伯在女儿出嫁以后，就和他的父亲一样，把他作为自己财产的唯一继承人。1940年左右，他居然先后继承了6份家业，土地达到近100亩，房屋20多间，牲口10来头。别人几辈子辛辛苦苦也挣不来的家产，他居然轻轻松松挣来了!人们说他是“闭门家中坐，福从天上来!”
他又是一个“恶人”，脾气暴躁，性格乖戾，不善与人沟通，两句话不合，就与人大吵大闹起来。而且语言粗鲁，得理不饶人。几年时间，几乎把全村人都得罪个遍。
一次，他背着手，昂着头，到上洼地里查看自己的庄稼。听到地头有人在嘀咕什么。一个说：“你看人家聂生，来看自己的庄稼，头都昂到天上啦!”一个说：“有什么值得烧包的?都是承人家的业，当别人的孙子，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听到此话，从地里跳到地头：“谁在嚼舌头?放你娘的狗屁!老子继承人家的家业，老子有这个福气!老子有这个命运!你咋不继承哩?你个穷酸鬼，倒霉蛋，羡慕人家有钱啦?嫉妒人家有地啦?想瞎你那狗眼!想烂你那狗肺!”
一阵狗血喷头，吓得那几个背后说闲话的农民不敢还嘴，仓皇逃走。
更令人可气的是，他雇长工和短工，除了本村几个近门亲属以外，一般不用本村的人。每到农忙季节，收麦打场，收秋播种，他宁可到外村找一些老人、妇女过来帮忙，也不用本村的人。眼看着外村的老人、妇女干罢活，在聂家吃饱喝足以后，背着大包小包的粮食(报酬)谈笑而归，我们村的老人妇女的眼睛都红了，忿忿地骂道：“该死这聂生!把好事都给了外村人，不把本村人放到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