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村有几个小伙子，不想到外地扛长工，就找到聂生说：“聂生叔，我们有把子气力，想跟上你干活，喂牲口、赶马车、犁耙地，都行。”
聂生说：“我这里的长工已经招够了，不需要人了，请你们另谋高就。”
这几个小伙明知道这是在推辞，马上说道：“我们来干，吃住可以在家里;工资也可以降低，他们是每年10担麦子(1000斤)，我们只要8担，行不行?再不然只要5担，行不行?”
聂生依然脸一扳，手一摆，连声说道：“不行不行，我怎么能剥削本村的人呢?我这庙小，怎能盛下咱村的大神?不行不行!”
几个小伙一出门就骂道：“聂掌柜不得好死!”
这里要说说“长工”这一用于旧社会的专有名词。在我们的正统作品里，长工，是被压迫被剥削、令人痛苦的词汇。其实，旧社会地主雇长工，就和资本家雇工人是一样的，很少有强迫的、被逼的、抓来的，大都是自觉自愿的。长工给地主家干了活，地主就要给长工开工资(大都是粮食)。你觉得合适就继续干，你觉得不合适就可以甩手走人。地主如果虐待长工，长工就可能消极怠工，精明的地主对长工总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更不会拖欠工资。长工在地主家领了工资，就可以养家糊口。一个长工干一年，可以养活婆娘娃子几口人没问题。所以，刘少奇在建国之初就说，资本家剥削有功，我们欢迎剥削!道理就在于此。在文化大革命忆苦思甜时，我们村一位老长工竟然说：“旧社会我给地主扛长工，一年能挣1000斤小麦，一家人常年白馍不断;新社会我成了国家的主人，辛辛苦苦干一年，连50斤小麦也挣不下，常年吃不上白馍……”这是后话。
1950年，我们这里换了新天，首先要搞土地改革。聂生毫无疑问成了我们村最大的地主。他的所有土地财产都被统统没收，然后分给了所有的穷人。由于他平时不为人，脾气暴躁，骄横跋扈，得罪人最多，所以在批斗地主分子时，他遭受的皮肉之苦最重。那些受过他叱骂的人，受过他虐待的人，受过他蔑视的人，现在一个个跳了起来，以百倍的仇恨叱骂他，摧残他，讽刺他。
但在当时，他还没有性命之忧。本村和邻村的几个有血债、民愤大的地主，都被枪毙了(当然，如果逃跑出去到了远方，隔几年又回来，也死不了)。聂生虽然恶名远扬，但在本村雇的长工很少，无法控诉人家的“压迫、剥削”罪行。那些当年在聂家碰壁的人，总不能说：你为什么不雇佣我们做你家的长工?为什么要雇外村人做长工?这话说不出口，只是对他平时的骄横跋扈出言不逊十分气愤。因此，在第一波土改时，虽然被打得鼻青脸肿，浑身伤痕，但谁也不敢要了人家的性命。
对聂生来说，这些被拳打脚踢制造的外伤还是次要的，最难受的是心里的创伤。他实在想不通啊，太生气了啊!心里像刀割一样一阵阵发疼。明明是自己的土地房产，怎么一转眼变成了别人的东西?我一不偷，二不抢，我的所有的财产都是由于我尽了孝心，我的父亲、伯伯、叔叔赠与的。我一没压迫，二没剥削，凭什么要把我的所有财产全部没收，分给那些不务正业的穷光蛋?
他抚摸着头上的伤疤，一瘸一拐地来到田野里，东走走，西转转，南望望，北看看，啊，这儿是我的地，被张三种着;那儿是我的地，被李四种着;王五成天好吃懒做，挥金如土，把他家的财产耗光了，又来分了我的土地，地里的野草长满了，这不是糟蹋土地吗?张六这家伙曾经扒过我的地头，偷过我的庄稼，专门和我作对，凭什么把这块上等好地分给他?天啊，这世上还有理没有啊!
他回到家里，从抽斗里翻出一个小本子，在上面写道：张三在东洼地种了我五亩，李四在西坡地种了我三亩，王五在南岭种了我六亩，张六在北坡地种了我四亩……
写好以后，就把这个小本子塞到一般人难以够到的大衣柜顶上。
如果这个小本子永远就放在那里，或者放在一个更隐秘的地方，人们永远见不到，那就一切平安，万事皆休!聂生就可以好好地活下去!
不料那日，聂生老两口为一些琐碎家务事争吵起来，吵着吵着竟动起手来，老婆拿起笤帚一挥，竟然把大衣柜上的小本子打掉到了地上。恰好被一位前来看热闹的村干部捡了起来，只翻了一页，便扭头出去。聂生上前争夺，已经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