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勤俭节约的地主
在马姓家族中，有一对亲兄弟，根据堂兄弟们的排行，人称老三、老四，我称之为为三伯、四伯。在土改划成分时，三伯被划为地主，受尽屈辱;四伯却被划为贫农，十分荣耀。
我一直感到奇怪：一对亲兄弟，原本是一家人，怎么一个成了地主，一个成了贫农呢?
原来，他们的父亲继承父业，家产十分丰厚。在上世纪40年代即将去世时，将家产全部分给了两个儿子。每人30亩土地，三间青砖到顶的大上房，外加一千块大洋。弟兄二人都成了坐拥财富、家底殷实、吃喝不愁的大户人家。这样正常发展下去，这二人肯定都是名副其实的地主。而后来的发展却出人意料。
分得家产以后，弟兄二人的做法却大相径庭。四伯好吃懒做，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挥金如土，经常在西安和洛阳之间来回跑腾，把钱都扔到了赌场和妓院，加上做生意赔了本，先卖房子，再卖田产，三年多功夫，就把丰厚的家产挥霍殆尽。恰逢家乡解放，搞土地改革，四伯当然就被划为贫农，成了土改积极分子，每天吆五喝六，把富人家里的财产往自己家里搬。
而三伯却是勤劳能干，勤俭节约，每天带领全家男女老少，起五更，打黄昏，风里来，雨里去，土地越种越多，粮食越打越多。家里人手不够，就雇了几个长工和短工。家里人必须和长工一起干活。
三伯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小气、吝啬，常年粗布旧衣，粗茶淡饭。家里粮食堆满仓，白馍也不能随便吃，省下粮食要粜成钱，有了钱再去置卖田产。只有请来长工、短工干重体力活时，全家人才能跟着吃上肉或豆腐。
一次，他带领四个长工赶着马车去陕州拉货，到观音堂要吃饭。他在一个大饭店置办了一桌酒席，四荤四素四汤，热气腾腾，香气四溢。他让长工们先吃。长工们一边吃着一边说道：“马掌柜 ，你也坐下吃吧!”他摆摆手说：“我在家吃过了，你们吃吧!我到外边照管牲口。”待长工们酒足饭饱，叼着香烟出来的时候，他来到饭店，将那些剩菜剩汤剩馍，飞快地往嘴里塞，一阵风卷残云之后，用手一抹嘴，走出来笑着说：“诸位吃饱吃好了吗?吃好了咱就走!”
长工们见老掌柜如此作派，怎能不感动?怎能不拼命劳作，报效主子!
所以，三伯家长工们的劳动效率非常高，而三村四方的农民也都愿意到三伯家当长工(长工的工资是每年10布袋小麦，约1000斤)。报名的人多了，三伯就要用苛刻的办法考试录用了。他考试的办法很特别，一是看干活，而是看吃饭。干活多少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而这“吃饭”是怎么考试呢?一是看你是否吃得多，二是看你是否吃得快。他说：“吃饭看做活，能吃才能干。一个壮汉子，一顿饭吃不了三、五个白蒸馍，不能狼吞虎咽，怎么指望你给我出大力，干大活!”
三伯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善于拾肥、积肥。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种地不上肥，等于瞎球混”。自家的人粪、牲口肥自然要全部收存，牲口外出拉货，他都要跟着，用筐子将骡马粪收起来。有时，正在行进的高骡子大马屁股撅起来要屙了，来不及拿筐子，他就扑上去用自己穿的袍子接住臭烘烘的巴巴，再放到筐子里。
三伯投入时间最多的是外出拾粪。他每天起五更，肩背柳筐，手提粪叉，走东街，串西巷，将整个村子跑了个遍。村子拾遍了，就顺着大路上的马车印往前赶。他的柳筐里，马粪骡粪驴粪牛粪猪粪羊粪鸡粪，几乎都有。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他就拾了满满一筐粪，像拾了一筐子丰硕的果实一样，紧紧贴着身子，笑眯眯地背回家里。此时，长工们才刚醒来。
由于三伯勤劳能干，吃苦节俭，精打细算，又善于经营管理，擅长运筹谋划，他的家业越来越兴旺发达。几年间土地达到60 余亩，房产达到20多间，大马车两辆，大牲口6头，在观音堂和英豪街购买了四套店铺(做生意的门面房)，家里雇的长工最多时达10 人。成了十里八乡人人羡慕的富裕大户。
然而土改风暴一来，三伯可就倒了大霉。他被理所当然地划成地主分子，在大会小会上遭到无情的批斗。他家的所有财产都被全部没收，然后再分给穷人。按照政策，他家也可以和贫下中农一样分得一份财产和土地，但掌管分配大权的干部出于对阶级敌人的鄙视和义愤，给他分的尽是赖地、薄地和旧房子。他雇的那些长工们，在阶级斗争意识的启发教育下，也开始纷纷变脸。因为某一次干活不顺心、某一次分配不合理、某一次掌柜看他不顺眼，就站出来控诉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