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乡村社会内在束缚与外部排斥：社会流动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的现实环境
“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系统在功能和结构上不断地分化出子系统，现代社会由诸多异质化的单元和模块构成”。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改变着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孙立平就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出现社会分层现象，90年代中后期之后，中国的阶层结构开始发生质性变化”。在工业化、市场化的冲击下，广大农民的职业结构逐步发生分化。2011年4-5月，我们对湖北农村青年的调查就显示：大部分农村青年都已从务农身份向务工身份转化，单纯从事普通农业种植的仅为调查总人数的21.68%。①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部分农民职业身份上发生了转换，但是与现代公民身份相适应的各种生存与发展权利却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内嵌于乡村社会的各种社会制度成为个体流动的外部束缚，城乡二元体制也使他们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与其他地方相比，温州农村社会分化及流动更为明显。就当前的112个农村集镇（除市区2个镇及4个人口规模在10万以上的县城外）来看，54%以上的工业分散在农村集镇和村庄中，农村的工业化程度较高，绝大部分农民从业非农化，从从业性质来看，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仅占10%左右，大量农民已经从农村转出，从事第二、三行业。从总体上来看，温州市农村已经逐步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现实中，虽然温州广大农民的职业身份及从业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城乡之间能够自由流动，然而，集体产权制度、户籍制、村庄组织制度，却严重制约着他们从农村向城镇的转移。在现实中，农民离开农村和农业不再享有集体经济、土地使用等方面的各种权益，离开农村和农业的农民“弃土”动力不足，“两栖”现象较为普遍。另外，广大农民虽然可以自由进入城镇地区打工，但是却与城市居民在待遇、权利保障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差距，是名符其实的城市边缘人。因此，如何将2/3以上的农业户籍人口向城镇转移，向二、三产业转移，并彻底脱离与农业、农村的关系，是温州市面临的紧迫任务。另外，村社一体、政经不分，经济利益关系复杂，村庄社区治理成为各种势力较量的场所，因涉及村庄公共建设所开展的拆迁、土地征用等，所引发的矛盾也更为严重。村民对村干部的不满行为在温州市具有普遍性，毛庭强的调查就印证了这一点，据他调查显示，有47.6%的村民对村干部持不信任态度，持一般态度的为28.6%，仅有23.8%的村民持信任态度。对村干部的不信任，在村庄社区治理中进一步引发了各种矛盾与冲突。
与此同时，在开放与流动中，温州农村成为大量外来人口的集聚地。据温州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温州市省外来人口为272.5万人，省外人口达5千人以上规模的行政村有86个。2012年6月，我们对温州平阳县的调查发现，整个平阳“新居民”②超过了11万。外来居民虽然生活于乡村社会，却难以真正融入当地社会。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村庄成员的边界就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边界，集体土地产权的边界与村级组织的边界、村民的边界具有重合性。产权的封闭排外性致使村庄社区呈现出封闭性，外来人员的加入意味着分享集体经济利益及福利，必然遭到本地居民的反对与排斥，大量外来人员也无法参与当地的社区公共治理。由于户籍等因素的限制，他们又无法享受到国家提供的合作医疗、社会保险等基本公共服务待遇，生存与发展机会不足。传统乡村社区各项制度构筑出的是一个封闭的治理体系，外来人员“有流入、无融入”。总体上来看，在开放、流动社会背景下，建基于社会制度之上的乡村社区社会仍然是一个内在封闭与对外排斥的社会，这些新变化都超出了传统农村社区治理的容纳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