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背景下的农村社区治理
——基于温州的调查分析
【摘 要】在当代农村社区治理中，以村庄集体产权为基础所形成的一系列基层社会制度，构筑了封闭的乡村社会结构，广大农民被内在地束缚在乡村大地上难以自由流出，离土无法真正离乡。同时，基于制度的限制，外来人员也无法真正流入并融入乡村社会。在现代化发展中，乡村社会基础不断发生质性变革，但是嵌入乡村社会的各种制度却成为乡村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阻滞。由此，乡村社会的内在封闭、排外与现代社会的外在开放、流动形成矛盾与冲突，造成了当代农村社区治理的诸多困境。走出社区治理的困境，实现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发展，需要从集体产权制度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基层社会制度入手进行改革，破除封闭、排外的乡村社会结构。
【关键词】村庄集体产权；封闭乡村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农村社区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的封闭性、同质性被打破。在工业化及市场化的推动下，大量农民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894万人，比2012年增长2.4%。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外来人口大量流入农村地区，如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较早的温州地区，2010年全市外来人口284.22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31.16%。在现代化的推动下，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组织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一是以传统村民为基础的封闭村庄社区逐步解体，农村社区的边界日益开放；二是大量农民已经从传统农业、农村中解放出来，职业身份发生转型。在开放与流动中，制度所构筑的社区社会具有较大的封闭性与排外性，乡村社会呈现出内在分割的圈层社会结构。
早期，折晓叶、毛丹、项继权等在村治研究中就敏锐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对传统乡村社会制度产生了重大冲击。正是看到了现代化发展对乡村社会产生的影响，项继权指出“构建城乡一体的社区制度，将是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第三次重大变革”。茅于轼指出，一定要给农民自由选择的权利，让农民真正流动起来。杜睿云从户籍改革角度指出，要做到“破冰”和“融冰”，着眼于剥离户籍制度背后的与公民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利益权利以使其能够合理流转。周作翰、张英洪则指出，尊重和保障农民的人权，应该成为新一轮乡镇体制改革的核心价值所在。应彻底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农民的迁徙自由。李强则认为，“在权利体系中，应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维护社会秩序得以形成的各种条件”。总体上来看，学界已经意识到了开放、流动社会背景下基层社会制度的滞后性，并尝试从破解各种制度入手促进社会的自由流动与社会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的外部自由流动背后隐含着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生存与发展权利问题。从现实来看，社区村民既是社会组织成员，同时也是经济组织成员，因此社区经济利益关系及权益分配变的更为复杂。袁方成就指出，农村社区建设，最重要的在于以村庄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区产权的深刻变化。与此同时，基于现代化发展对当代农村社区产生的巨大冲击，诸多学者提出了构建现代农村社区的相应途径，总体上来看可以概括为重塑社区公共性、重建农村社区文化、强化农村公共服务、构造社群共同体“四种路径”。不过，这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流动社会背景下的村庄社区封闭性，仍然以原有的村庄为基础，无法解决外在流动下的内在排斥与封闭的困境。在现代化进程中，在开放、流动社会中从广大民众最基础的生产、生活场所——社区出发，维护流动社会中个体的合法权益，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的核心内容。基于此，笔者2012年4、6月份对温州进行了深入实证调查，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