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决这一矛盾和问题，需要从两头着手。一是增大城市容量和就业容量，让农民的城市梦追求看到希望，看到曙光。而发展小城镇，推进农民就地城市化是中国最理想的选择。小城镇是农民城市化最可企及的首选地。大中城市有限的承载能力和高昂的生存代价使绝大多数农民工在相当长时期内无法扎根，而小城镇生活成本较低，是农民就近城市化的现实选择。而且，小城镇更是农民的精神家园，他们更愿意在家乡的小城镇发展。可以说，农民实现城市梦，由小城镇起步逐步向大中城市过渡应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由之路。这是绝大多数农民最适宜、最现实、最便捷的选择。二是引导农民对自己的未来作出清醒的理性判断，没有能力和条件在城市立足、在城市发展的，应重新审视自己，做出符合自身条件的身份定位。“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尤其乡村组织应抓住节假日农民返乡的机遇，帮助农民认真分析，做出当市民还是当村民的身份定位。严防中国陷入拉美过快城市化、过度城市化陷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大量贫民窟、大批失业者让城市不堪重负的教训，不应在中国重演。近年来，巴西政府痛定思痛之后，不得不成立农村发展部，政府拿钱买地给农民，引导那些进城后找不到工作、难以生存的农民回流农村种地，当好职业化的农民。这种走回头路的曲折历程我们务必引以为戒。
作者简介：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省扶贫办主任(正厅级),著有《中国农村观察:转型之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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