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老师收入差、地位低的尴尬现实使少年们不断强化了读书无用的逻辑，少年们对读书有用与否的衡量，直接换算成现实的经济收入和地位
只有让底层孩子花更少的时间去玩乐、花更多的时间去读书，才能在城乡同等化的教育筛选轨道和分流体制中，不至于被过早地淘汰
少年们是用一种表演的方式，反向成为监视下被灯光包裹的演员，他们用官方期许的行为表演，麻痹了官方并形成反控制
每一个个体最平凡的日常经历都应该成为这个国家历史档案中刻骨铭心的珍藏，以留守儿童为代表的每一个底层孩子都在用他们的亲身经历书写着未来中国。
然而，今时他们的日常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懂得真实的他们吗？他们真的如目前媒介所公开描摹且日益定型化于公众头脑中“弱者”的标签式形象吗？那些被公开化的“个人梦想”究竟是底层孩子们的“真实”表达，还是被外界舆论建构而越位臆断的“虚假代言”？
笔者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深入到中国西部农业县芥县最为偏远的一所农村九年一贯制学校——云乡学校进行为期近三个月的驻村研究和后续跟踪。
抗争“知识权威” 被瞧不起的农村教师
乡间少年对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唯一的“知识代言者”——底层学校中的教师，更多的是“瞧不起”。云乡学校的乡间少年们用极具蔑视的口吻向笔者描述了他们的老师：
一是农村老师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人物”。正如云乡学校九年级男孩张洋所言：“他们算什么呢？在这个社会里绝对属于被淘汰下来的‘产品’了，在社会上也没什么尊严，所以就只有在我们面前装装权威耍耍威风而已。我敢保证：在他们那批同龄人中，我们老师绝对是成绩最烂的差学生，否则他们也不可能到农村学校里来当老师。”
二是农村老师收入差、地位低的尴尬现实使少年们不断强化了读书无用的逻辑，少年们眼中的读书有用与否的逻辑被直接换算成现实的经济收入和地位。“他们在我们面前总是自以为高人一等，以为他们的价值观都是正确的，其实傻得很。这个社会成功就是看你钱多钱少，说那么多也没见他们赚多少钱，还总是自以为是地让我们向他们学习。说实话，他们每天赚的钱还不如我们村里出去给人做‘刮大白’的赚的多呢，他们一天在学校里‘装’的多累啊！”云乡学校九年级男孩叶顾这样描述他们的老师。
村落中有的老师偶尔向他们的学生透露自身菲薄的真实收入仅仅是希冀少年们更加努力学习，以图将来能出人头地，走出村落，但事实却往往适得其反。在中国村落通过外出务工而与外界市场联系起来并逐渐富裕和日渐分化的当下，农村老师作为在底层社会中的“知识的代言者”角色，往往会被作为村落“读书无用”舆论的具象承载和天然论据。
三是农村教师因为单纯的学校环境和日复一日的重复教学，往往会显得外部关系简单和社会能力不足，而乡间少年往往无法从老师那里获得真正感兴趣的外界现实与社会知识。为防止少年一旦从教育筛选轨道和分流体制中被淘汰而沦为无法在现实社会中谋生活的“书呆子”，父辈往往会或隐或明地有意识灌输真实社会生活中的“潜规则”与“生存法则”，而这些与老师所提供的常规价值观相悖，这成为少年在观念和行为上不屑老师的背后支撑力量。
“拜托，他们的社会知识真的少得可怜，我敢保证他们如果到社会上去混肯定还不如我们吃得开！”“他们总是斤斤计较一个问题，一点也不懂妥协。我能解开这道数学题，背下这个英语单词，就能活得更幸福吗？”
乡间少年对教师这种观念上的瞧不起显然比英国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中所描述的英国小子们（lads)更甚。农村老师的社会配置结构、收入待遇、身份地位以及生活圈子无疑使底层少年更容易从外在习得和内在确认读书的无用性，而这种观念上的无用性肯定导向了乡间少年们对学习的抗拒，从而直接为底层再生产预演作好准备。
抗争“关系权威” 课堂中的混乱
九年级的英语老师肖翩和数学老师李刚意见一致地在下课后向班主任刘阳抱怨：“你们班如果再不采取强制措施，仅有的几个有机会升上普通高中的学生绝对没有希望了！一想到要到你们班上课就头疼，真不想给你们班上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