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农民在职业选择上的迷茫和困顿，需要我们既解放思想，又冷静思索。一是要继续敞开城市和二三产业的大门。公平和机会均等是现代社会、法制社会的基本规则，要让所有农民都能够有权利、有机会在职业选择中一试身手，充当市场经济中的弄潮儿。对那些有条件、有能力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要积极引导鼓励他们一往无前，为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而努力奋斗，谋求更好的人生发展路径。二是引导那些经过一番闯荡，实践证明没能力也没条件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不如尽早回乡实实在在地当好职业化的农民。企业不招40岁以上的农民工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等到青春已过，又没留下积蓄，再回到农村务农，既不愿干也不会干。假如再患上一身职业病（我国职业病人已达2亿以上，其中大部分为农民工），晚年谁来养活？各级基层组织应积极引导，大力培养一大批职业化农民。日本正在推行的农业接班人计划就是为解决农业后继有人问题的好政策。三是要引导大部分农民理性选择就业地域。并非所有的农民都能够无所牵挂地远走他乡，各家有各家的难处。有的家庭老人孩子需要照顾；有的打工的地方离家太远，交通不便；有的因为南下北上而气候水土不服；也有的会遇到生活的不习惯，等等。应引导农民充分考虑家庭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以就地择业为宜。四是要鼓励广大农民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如今无税时代的农业与过去相比有着更广阔的发展前景，过去农民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现在农民不仅收入全部都是自己的，而且还给许多项补贴。只要扑下身子，好好经营，从事农业的收入不比外出打工差。现代农业已经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种田喂猪，而是包含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一个巨大产业链。庭院经济、生态农业、立体农业、旅游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精细农业等都有很大的开发深度和广度，农产品加工、储存、保鲜、运输、包装、销售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等环节有着巨大的空间容量。美国农民占总人口的3%，但是从事为农服务的占17%，因此，漫长的产业链和农业的多功能性决定着农业就业领域的可拓展性，农村基层干部应引导广大农民看清这一前景广阔的大趋势，重树择业观念。
对城市化的迷茫与困顿
城市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跳出农门也是中国农民世世代代的追求。如今二三十年过去了，新一代农民工又沿着父辈的足迹进入城市，而越来越多的进城农民发现自己进城之后的遭遇是“干完活走人，公民权免谈”，成不了城里人，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
我国城市管理有三条线，一是户籍，二是社区，三是单位。户籍是身份的标志，社区是生活的环境，单位是工作的平台。对一个城市居民而言，户籍、社区和单位与自身存在着千丝万缕、无时不在的联系。但是，对农民工而言，这个城市管理的三条线仅仅与之发生临时的关联。社区把他们当作外来人口，工作单位三五年更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根本没办法将户口迁入居住地。有的农民进城十几二十年，买了房，甚至当了老板，但仍然成不了城里人，可以说是“身处闹市无人问”。浙江大学一位教授研究发现隐藏在户籍背后的有47种权利。农民可以进入城市，但成不了市民，享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权利。龙永图先生曾说：“如果不能让农民工留在城市开始市民生活，不能让农民工在城里买得起房子，那么，我们的城市化就不是实实在在的城市化，而是虚假的、带水分的城市化。”长期的二等公民待遇，使农民找不到自己生存的尊严，更谈不上幸福感。
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徘徊，进不去，绕不开，挣不脱，回不来。暗自伤神、苦闷彷徨，“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客观地说，导致农民工对城市化迷茫与困惑的现实因素很多，但主要有三点。其一，目前无论是国家能力、财政能力，还是城市自身的能力，无论是在基础设施、就业容量、发展空间、管理水平等方面，都难以承载大规模农民城市化的需求。仅以就业为例，目前全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近2000万左右，而新增就业岗位大约也是近2000万左右，另外还有一千多万下岗失业人员。城市自身尚且如此，更何谈顾及农村。其二，在现行体制下，绝大多数农民工无法完成身份和职业转换，只能处于“无根生存”状态。城市化关键是人的城市化，1亿多农村劳动力进城尚且无法被城市所“化”，农村还有3亿多的富余劳动力要想“化”入城市，显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其三，中国正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群在最短的时间内拥入最没有准备的城市的强烈冲击，由此带来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全方位的变革，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中国走的是世界各国从未走过的四大转型同时推进的道路，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人治社会向法制社会转型，在这种风险极高、难度极大、矛盾极多、任务极重的转型中，要消除50多年积累的二元体制带来的问题，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较长的时间和充分的准备，无法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