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模式”的误导
中国之前曾经因为模仿苏联而走错了农业发展的道路。集体化的社队组织，虽然有其一定的成绩（尤其是在社区水利、卫生、教育和社队工业方面），但是确实遏制了农民的创新性，也掐死了市场动力。在“大跃进”时期，更受了“越大越好”的错误信念的影响。在市场化了的今天，中国已经抛弃了之前的过分偏重计划与管制的认识和做法，但是，却有可能会再一次犯类似的错误，由于过度模仿某一种模式和过度信赖某一种理论而走上错误的道路，即今天被认为是最“先进”的美国“模式”及其“普适”的经济“科学”。
前些年来国家极力支持“龙头企业”，便是一个例子。那样的政策错以为中国必须模仿美国的先例，依赖大农业产业公司以及规模化经营来推动中国农业，基本无视这些年来最重要的、真正的农业经济发展动力，即“小而精”的小规模家庭“新农业”。事实上，即便是名义上的大规模农业企业，多采用了和小家庭农场签订定购协议或合同的操作模式（可以称作“合同农业”［contract farming］，见Zhang，2008，2013），实质上仍然是以“小而精”的小规模农场为主要生产单位的模式。这是因为小家庭农场的自家劳动力至今仍然比雇工经营的劳动力便宜和高效（下面还要讨论）。实际上，“龙头企业”所提供的更多、更重要的是纵向的加工和销售方面的链条，而不是横向的简单规模化雇工农业生产。而其关键弱点则在于把市场收益大多划归商业资本而不是农民生产者。（详细论证见黄宗智，2012b：94-96；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
在国家政策向“龙头企业”倾斜的偏向中，通过合作社来为“小而精”的农业提供产加销纵向一体化的另一种可能道路，其实一直都未曾得到适当的支持。对于合作社，中国政府过去所做的其实要么是过分管制，要么是过分放任，而真正需要的政策则是由政府来引导和投入资源，但由农民为自己的利益来参与并主宰的合作社。这是日本和台湾地区农业所展示的先例。它们的出发点是日本统治下基层政府管理农业的制度。其后，在美国统治（或决定性的影响）下，走上了基层政府通过农民的合作组织而逐步民主化的道路。结果等于是基层政府把其权力和涉农资源逐步让给由农民为自身利益而组织起来的农民协会，由此来推动农民协会的发展，也推动了农村治理的民主化，最终推动了政治体制整体的民主化。这是一个由于历史条件的巧合所导致的、具有一定偶然性的结果，但它是中国今天应该有意识地模仿的模式。笔者已有另文讨论这个问题，这里不再赘述。（详细讨论见黄宗智，待刊：第3卷，第10章；亦见黄宗智，2010a）
在2013年2月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的一号文件（以下简称“中央一号文件”）要大力发展“家庭农场”的号召下，各地政府纷纷响应，媒体也大做宣传。其中，关键的想法是要克服被认为是低效的小农场，进行规模化、鼓励土地流转，其中不少人明显是想模仿美国农业的发展模式。农业部更把“家庭农场”具体定义为经营土地超过100亩的“大”农场①，其基本用意是要积极支持这些较大规模的农场，把它们视作是未来的发展典型。这样的设想背后的主导思想明显是把成规模的农场看作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道路，无视中国农业“小而精”的基本逻辑。同之前的向“龙头企业”倾斜的思路一致，是想借助这样的规模化农场来拉动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其背后所想象的图景则是美国模式。因此，其所选用的“家庭农场”口号也是来自美国农业的修辞，而不是中国自身的小农经济。
这里，我们首先要说明，美国的农业其实不是这种所谓的“家庭农场”口号所虚构的那么一回事。它之前确实曾经主要是一般意义上的家庭农场，即主要依赖自家劳动力的农场，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早就被大规模地依赖机械资本和雇佣劳动力的企业型农场所取代。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美国农业总产值的一半是由其最大的2％的农场所生产的，73％是由占据所有农场的9％的平均10000亩的“大农场”所生产的。②（USDA，2005：图3，图5）美国总数200万个农场共雇佣60万到80万（具有美国公民或长期居留身份的）农业雇工，另加100万到200万来自墨西哥和其他地区的外来移民工（migrant worker）的农业短工/季节工。（Rodriguez，2011；亦见“Facts about Farmworkers”，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