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一个人们常常忽视的道理。正如经济史理论家瑞格里（E.AnthonyWrigley）说明，农业说到底是一种依靠“有机能源”的生产，不同于使用“无机的矿物能源”（inorganic，mineral-based energy）的现代工业“产业”。一个劳动力通过使用畜力充其量可以把所投入生产的能源扩大到八倍，但远远不到一个矿工一年能够挖掘200吨煤炭所能产生的能源的幅度。（Wrigley，1988：77）这里，我们需要补充说明，其实“地力”——这个来自中国厚重农学传统的概念和用词——也是主要依靠有机能源的。即便借助机械和化肥与科学选种，单位土地面积的产能仍然会受到地力的限制，其可能提高的幅度也比较有限，比不上机械能源可以大幅提高。因此，在给定的人地比例下，农业生产量的可能扩大幅度比较有限，与无机能源的机械生产十分不同。与工业相比，农业更严格地受到人地比例自然资源禀赋的制约，不可能像工业那样大幅突破其制约。这是农业与工业间的一个基本的差别，但今天经济学界则普遍倾向不加区别地使用来自“无机能源”机器时代的经济学理论于农业，广泛地把农业当作一个机器时代的“产业”来理解和分析，以为它可以和机械世界那样几乎无限度地大规模扩增产量。（更详细的讨论见黄宗智，待刊：第1卷，三卷本“总序”）
实际上，人力和地力远远不可与机器时代的以百匹、几百匹马力计算的拖拉机或汽车相提并论。美国那样的模式，通过使用拖拉机来推进农业的“现代化”，虽然可以克服人力的局限，但并不能克服“地力”的局限，因为作物生产是生物生产，最多只能达到几倍的增幅（譬如，用更多肥料，或从一茬到两茬、三茬一年），和现代使用无机能源的工业十分不同。美国农业之所以能够做到十倍于日本的单位劳动力产量（以及今天的几百倍于中国的单位劳动力产量——下文还要讨论），靠的不仅是机械，而更主要、更基本的是大量土地，多至日本和中国目前不能想象的每个劳动力耕种面积的土地。没有美国那样的土地相对劳动力资源禀赋，劳动力配合再多的拖拉机也不可能做到美国那样的劳动生产率。（详细论证见黄宗智，待刊：第1卷，三卷本“总序”）说到底，人地比例资源禀赋及其约束乃是农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当然，以上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两大农业现代化模式是比较突出的“极端”（而中国则比日本还要人口密集、还要极端），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实际经历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表1还纳入了速水—拉坦所搜集的欧洲其它几个国家的数据，按照其土地/劳动力不同比例顺序排列——英格兰、丹麦、法国、德国。显而易见，那些国家在土地/劳动力的资源禀赋上，是介于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英格兰最接近美国，其19世纪后期的劳均耕地面积仍然和美国相差无几（但到1970年由于农业机械化程度和人地比例的不同，其劳均耕地面积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一）。德国要低于英格兰，但是虽然如此，1970年德国的劳均耕地面积仍然是日本的六倍。显然，与日本和中国相比，欧洲发达国家的人地比例资源禀赋总体上要宽松得多，基本上仍然是一个相对地多人少的模式。
表1也显示，在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方面，与日本相差无几的是印度。印度在1970年的农业劳均耕地面积是和日本一样的：30亩（2公顷），但印度的农业现代化进程明显远远滞后于日本，1970年仍然基本尚未使用机械和化肥（平均2600个男劳动力才一台拖拉机），在这方面比中国还要落后（中国该年是每960个男劳动力一台大、中型拖拉机，或四台小拖拉机）。我在别的著作中已经说明，日本的经济发展起步较早，而且得益于其人口在18世纪和19世纪已经进入低增长状态，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蓬勃工业化过程中，在拖拉机、化肥和科学选种等现代投入进入农业的过程中，其农业人口基本稳定，而不是像中国（和印度）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那样，现代投入所带来的土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基本被人口（由于医疗卫生的进步）的扩增（而耕地没有多大扩展的情况下）和农业的进一步内卷化所销蚀掉。1952年到1978年间，中国的农业总产增加了约三倍，但人口增加了2/3，而由于集体制度下动员的妇女劳动力和农闲时的水利工程等劳动力投入，每亩劳动力的投入其实增加得更多，达到三倍到四倍的幅度。因此，农业劳动力的按日收益长期停滞不前。（黄宗智，2010b：5；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