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合法建立起来的剥削性的场面消费不断展示的过程中，一般村民苦苦追寻，被排斥出去的失败边缘群体退出村庄公共生活与竞争，回到家庭甚至退到宗教以寻求安慰，这种后退也可以看作一种反抗。问题是，为什么作为多数人的一般村民缺少了主导自己消费的能力？丧失了文化主导权？
当富人很少时，富人炫富、高消费就只是特例，没有人跟进。富人无法主导公共生活。富人人数有一定规模，且一般村民也开始有人有能力跟从时，少数富人的场面消费就逐渐有了对所有人的示范压力，这种压力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成为霸权性的，就无条件成为所有人必须遵从的规范。但若是村庄中富人群体与一般村民之间的流动性降低，富人群体相对稳定，一般村民也很难再有上升空间时，村庄内可能出现结构的固化，典型是富人与一般村民之间出现明显区隔，富人与一般村民之间的联系大幅度下降，各有各的朋友圈，各有各的文化，这个时候，一般村民反而具有了文化的主体性。
当前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仍然处在快速变动中，村庄社会结构也在重构。在熟人社会内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通过面对面的压力，以人情、消费等构成的互动越来越具有阶层性质。或者说，正是熟人社会的背景为村庄中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动力，在这个动力作用的过程中，村庄不同收入群体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三个不同的阶层：富人阶层、一般村民、贫弱群体。正是富人群体所主导的场面文化造成了沿海发达地区越来越畸形的场面消费，造成了农村中的文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