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现在的问题是，宁绍地区的农民为何会为了场面上的那些消费而勤扒苦做、精打细算？一方面要最为理性地增加收入，一方面又毫无理性地摆出排场？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宁绍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所产生的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层。
改革开放以来，宁绍地区乃至整个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因为集体企业、个私企业或者“三来一补”的发展，而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集体、个体以及外来资本的乡村工业快速发展。在《土地管理法》出台及严格执行之前，包括宁绍地区在内的沿海地区，农村集体土地被大量用作工业发展用地，整个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相当均匀的工业扩张和经济增长，几乎每个村庄中都办了工厂，都有人经商。
其中差异在于，苏南地区村庄发展多为集体办的乡镇企业，浙江省多为个体私营企业，珠三角多为外来“三来一补”企业。到1990年代后期中国出现生产过剩，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经营效率明显不如个私企业，苏南以及浙江一些地区的集体企业改制为个私经济。
持续的经济发展不仅吸引了大量外来劳动力，而且形成了产业集群，从而，在村庄熟人社会内部出现了大量办厂经商致富的企业家群体，这些企业家经济收入很高，其收入水平远远超过了村庄中的一般村民，同时，他们又仍然生活在村庄中，且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这些村庄熟人社会中产生并生活于其中的企业家群体或富人群体，因为经济收入高，他们就可以将自己过去的旧房拆掉建豪华别墅，就买得起豪车，就可以办得起豪华婚礼，就提高酒席标准与人情往来的标准。
在熟人社会中这些富人的“场面”消费不仅会刺激本村村民，而且直接与村民发生联系。婚丧嫁娶，无论是人情的标准还是酒席的标准，一开始时都大致是一致的。婚丧嫁娶，送人情一次1000元，还人情也就一次1000元了。吃酒席一桌3000元，办酒席也就不能低于一桌3000元了。村庄富人群体在场面消费上是九牛一毛，一般村民却越来越感到吃力。最终，有少数贫弱的村民难以应对这样的场面消费，他们被排斥出这样的场面消费，并因此成为村庄中办不成事说不起话的边缘群体，成为了熟人社会中的边缘人甚至陌生人。大部分村民则会想方设法通过勤扒苦做、精打细算，在场面消费跟上形势。
勤扒苦做、精打细算，就必然在不该消费的地方节俭，家庭成员中的老年父母就一定要参与到力所能及的生产中去，闲暇时间就没有那么精致从容，家庭成员甚至容易为了利益发生争执乃至公开的冲突。相反，富人群体，家庭收入高，生活中的精致不是包装出来的，而是从内向外展示的，他们可以让父母退出生产而有更多外出旅游的机会，显得更懂孝道，他们可以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而显得更重视子女教育，他们有更多时间和经济能力进行文化娱乐活动，显得更有品位，他们当然也更慷慨。“富人求异”，他们有追求不同于一般村民状况的更高消费与品味的能力。一般村民则是竭力求同，少数最为贫弱的群体则被排斥出村庄的场面消费的竞争。
在富人求异、一般村民求同的这个进程中，村庄熟人社会即形成了一种以消费论高低的地方性规范，富人通过在村庄内的消费将村庄熟人社会变成了自我实现的场所，富人的场面消费主导了村庄内的文化再生产，成为标准，成为规范，成为对弱势群体的排斥机制。在这个富人通过场面消费来主导文化再生产，及排斥最弱势群体为村庄边缘人的过程中，村庄内的一般村民则苦苦追赶，以免被排斥出局。一般村民因此丧失了其消费的主体性和文化再生产的主体性。在村庄这个熟人社会中，三个不同的群体：富人群体、一般村民、贫弱群体，通过面对面的互动，共享了一套由富人群体所发明、所主导、所畅游于其中的场面消费与文化再生产，形成了对一般村民极为不利的并将贫弱村民排斥出局的公共生活上的政治正确。
在村庄熟人社会中所产生的由富人群体所主导的对一般村民和村庄贫弱群体不利的场面消费，显示出村庄熟人社会中富人群体的文化消费构成的对其他群体面对面的压力乃至压迫、剥削和排斥。在这个过程中，人数很少的富人群体获得了体面、尊严、美好感受，大多数村民疲于奔命，最弱势群体则被排斥出去，他们具有强烈的无力感、自卑，成为村庄中彻彻底底的说不起话办不成事的失败者，甚至自暴自弃。这些弱者就被富人所主导的文化与价值自我论证为失败者。最为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进行的，是所有人都认同的，是弱势群体也参与到这样一个进程的合法性建构中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