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曾是东北松嫩平原上一名土改工作队的队长，而我的奶奶，就是爷爷进行土改的村里唯一一户地主家的女儿。然而，我们却很难将其视作一场跨越门第之见的伟大婚姻——事实上，这是一场充满交易感的包办婚姻。写自己家的历史，最难的就是避免“家庭罗曼化”的倾向和简单的是非判断，进而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毕竟，要一个人摆脱家庭的立场，是一件太难的事，而“快意恩仇”的诱惑又是那么强烈。对此，我也只能尽量为之。
一、联姻：地主的自保
1947年初冬①，一支共产党的武装工作队来到了吉林省伊通县南部的一个村庄，为首的工作队队长骑着大洋马，挎着两支驳壳枪，甚是威风。这支队伍就是伊通县大孤山区土改工作队，而骑在马上的人，就是我从未谋面的爷爷。
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这支稀稀拉拉的队伍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除了本村唯一的大粮户②——他们早就知道了土改工作队要来的消息。这家人兄弟两个，老大当家，老二早逝，老娘尚在，有土地数十垧③，大房10间，小仓房三间(都是草丕房)，一片柴火林，算有些家财。而我的奶奶，就是二爷家的小女儿。对于自家财富的来源，奶奶并不特别清楚，只知道在她爷爷那辈，家里就有不少土地了，后来在她大伯(东北称“大爷”)的经营下，日子过得挺富足。同时，也能看到她家与政权结盟的痕迹——奶奶的父亲当过伪警察，大爷应该也在村里负过责任，经常去乡公所办事。当然，他们还称不上秦晖所说的“政治性地主”——更多的是借助政治权威保护自己财产。在这一点上看，后来把奶奶嫁给执政的爷爷，很是符合她家一贯的思路。
对于这家人来说，共产党并不陌生。伊通县城已于1947年10月1日解放，而在此之前，共产党的队伍已经在伊通地区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两年拉锯战④。大爷与共产党多有接触，不仅很多亲戚朋友加入其队伍甚至入党，还与中共伊通县委主要领导邓烈⑤认识，曾冒险赶车送他去山沟里躲避国民党军队。回来路上大爷被国民党抓去拉了十多天活，家里人还以为出意外了。但此一时彼一时，土改的声势已经笼罩了这一地区。当得知已土改村的大户被吊在房梁上痛打等情况后，大爷慌忙带着自己的儿子逃往外地，留下老娘、奶奶的母亲带着奶奶和坐月子的大儿媳在家(其他家人或已出嫁，或在外地)。也许他们觉得留下一家“女儿国”，并不会被太为难——那次大爷被抓去拉货时，恰巧国民党来逼要枪弹(为防土匪和打猎，当时东北有点财产的人家大多有枪。这些国民党军队来并非收缴武器，而是多要点枪弹自己用)，把奶奶的母亲吊在房梁上。在一家女人们的苦苦哀求下，我的这位太姥姥侥幸免遭毒打，但被抓去做了些日子洗涮缝补的活，后被同村穷人保回。为保太姥姥，奶奶的一个堂叔还挨了国民党兵的揍。
随着土改工作队开进临近村庄，打杀的消息越来越多，形势也越来越紧张。一家子孤儿寡母，惶惶不可终日。察哈尔省委曾对土改前夕各阶层心态作过一个描述：“贫农欢喜，中农怀疑，富农怕斗，地主怕死。”⑥就奶奶家而言，恐惧确实成为了那段时间最深的记忆。
恰在此时，已经加入邻村农民会的奶奶的一位堂哥，来到奶奶家“保媒拉纤”，跟太姥姥提议把奶奶嫁给爷爷，说他是咱们这个区土改工作队的队长，这样就不用怕挨揍了。当时奶奶只有16岁，太姥姥虽然很不舍，但怕一家人受苦，便做主将奶奶许给了爷爷。就这样，爷爷进村没几天，奶奶就稀里糊涂地过门了。
说实话，如果不是土改，爷爷和奶奶很难在一起，因为当时的婚姻，主要还是讲“门当户对”，大粮户家的女儿，一般也都嫁给大粮户，或者其他有些财产的人。奶奶的姐姐就嫁给了邻村的大粮户。
在这一点上，爷爷显然不够格。爷爷是黑龙江勃利县人，出身贫寒。为出人头地，在伪满时期当过屯长，还当过森林警察。日本投降后，在伊通县南城子加入了共产党队伍，由于作战勇敢，枪法好，很快成了干部。此时的爷爷已经31岁了，整整大奶奶15岁，还没娶上媳妇，可见家境确实不怎么样。虽然当上了土改工作队的队长，但爷爷的“阶级觉悟”显然提高得不够快——他对打土豪、分田地这种事并不上心，不然也不会同意娶地主家的女儿。不知道当时像爷爷这样缺乏“阶级觉悟”的基层干部，到底有多少。
对于这门亲事，奶奶坦承并不愿意：还是个小姑娘，啥也不懂，更离不开妈妈。但为了一家人的性命，奶奶选择了顺从。对此，奶奶的大爷颇为感动，捎来信说如果共产党走了，就分五垧好地给爷爷奶奶过日子。为安抚爷爷，他“仗义”地保证奶奶嫁谁就是谁了，绝不“打八刀”(老东北方言，指离婚)，从此就是一家人了。
虽然有爷爷的保护，但土地、房屋还是要分的，浮财也得分一点。因为除了土改工作队外，村里执政的还有农民会。按照标准的工作程序，工作队进村后，要宣传《土地法大纲》、开展阶级教育、召开诉苦会、成立农民会，斗争地主恶霸。但这种“工作报告”逻辑往往并不能代表底层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在战争时期，“阶级斗争”往往让位于征粮征兵，基层的实际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有着自己的逻辑。由于爷爷本人“觉悟”不高，再加上奶奶的关系，所以当时村里政策宣传、阶级斗争教育开展得并不热烈，大多数农民也抱着怀疑的态度并不积极。但农民会还是要成立的。定阶级，划成分，分土地、房屋、浮财，决定枪毙谁，都是农民会说了算，爷爷也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奶奶一家。最后，奶奶家理所当然地划成了地主，因为不仅土地多，一家人还从来不下地干活，这在当时叫吃“剥削饭”。家里的地都分没了(大爷和他儿子已想办法在外地分到土地，家里一帮女人并不需要土地了，也可借此堵上别人的嘴)，东屋空出来作了农民会，一家老小集中在西屋，整天不敢出门。为此老祖宗(奶奶的奶奶)一股急火去世了，而她给自己准备的棺材也早已不知道被谁拉走了。在大爷家的儿媳回家后，太姥姥就连西屋都住不成了，搬进了原来作仓库的小房。不过，一家人都没有遭受皮肉之苦。根据官方的统计，“依据政府法令，全县处决200余名恶霸地主分子”，奶奶一家很幸运地逃过此劫。然而，因土改而死者并不止这些，所处决的，也并不全是“依据政府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