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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工作队队长与地主女儿的婚姻

  我的爷爷,曾是东北松嫩平原上一名土改工作队的队长,而我的奶奶,就是爷爷进行土改的村里唯一一户地主家的女儿。然而,我们却很难将其视作一场跨越门第之见的伟大婚姻——事实上,这是一场充满交易感的包办婚姻。写自己家的历史,最难的就是避免“家庭罗曼化”的倾向和简单的是非判断,进而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毕竟,要一个人摆脱家庭的立场,是一件太难的事,而“快意恩仇”的诱惑又是那么强烈。对此,我也只能尽量为之。

一、联姻:地主的自保

1947年初冬①,一支共产党的武装工作队来到了吉林省伊通县南部的一个村庄,为首的工作队队长骑着大洋马,挎着两支驳壳枪,甚是威风。这支队伍就是伊通县大孤山区土改工作队,而骑在马上的人,就是我从未谋面的爷爷。

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这支稀稀拉拉的队伍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除了本村唯一的大粮户②——他们早就知道了土改工作队要来的消息。这家人兄弟两个,老大当家,老二早逝,老娘尚在,有土地数十垧③,大房10间,小仓房三间(都是草丕房),一片柴火林,算有些家财。而我的奶奶,就是二爷家的小女儿。对于自家财富的来源,奶奶并不特别清楚,只知道在她爷爷那辈,家里就有不少土地了,后来在她大伯(东北称“大爷”)的经营下,日子过得挺富足。同时,也能看到她家与政权结盟的痕迹——奶奶的父亲当过伪警察,大爷应该也在村里负过责任,经常去乡公所办事。当然,他们还称不上秦晖所说的“政治性地主”——更多的是借助政治权威保护自己财产。在这一点上看,后来把奶奶嫁给执政的爷爷,很是符合她家一贯的思路。
   对于这家人来说,共产党并不陌生。伊通县城已于1947年10月1日解放,而在此之前,共产党的队伍已经在伊通地区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两年拉锯战④。大爷与共产党多有接触,不仅很多亲戚朋友加入其队伍甚至入党,还与中共伊通县委主要领导邓烈⑤认识,曾冒险赶车送他去山沟里躲避国民党军队。回来路上大爷被国民党抓去拉了十多天活,家里人还以为出意外了。但此一时彼一时,土改的声势已经笼罩了这一地区。当得知已土改村的大户被吊在房梁上痛打等情况后,大爷慌忙带着自己的儿子逃往外地,留下老娘、奶奶的母亲带着奶奶和坐月子的大儿媳在家(其他家人或已出嫁,或在外地)。也许他们觉得留下一家“女儿国”,并不会被太为难——那次大爷被抓去拉货时,恰巧国民党来逼要枪弹(为防土匪和打猎,当时东北有点财产的人家大多有枪。这些国民党军队来并非收缴武器,而是多要点枪弹自己用),把奶奶的母亲吊在房梁上。在一家女人们的苦苦哀求下,我的这位太姥姥侥幸免遭毒打,但被抓去做了些日子洗涮缝补的活,后被同村穷人保回。为保太姥姥,奶奶的一个堂叔还挨了国民党兵的揍。
    随着土改工作队开进临近村庄,打杀的消息越来越多,形势也越来越紧张。一家子孤儿寡母,惶惶不可终日。察哈尔省委曾对土改前夕各阶层心态作过一个描述:“贫农欢喜,中农怀疑,富农怕斗,地主怕死。”⑥就奶奶家而言,恐惧确实成为了那段时间最深的记忆。
   恰在此时,已经加入邻村农民会的奶奶的一位堂哥,来到奶奶家“保媒拉纤”,跟太姥姥提议把奶奶嫁给爷爷,说他是咱们这个区土改工作队的队长,这样就不用怕挨揍了。当时奶奶只有16岁,太姥姥虽然很不舍,但怕一家人受苦,便做主将奶奶许给了爷爷。就这样,爷爷进村没几天,奶奶就稀里糊涂地过门了。

说实话,如果不是土改,爷爷和奶奶很难在一起,因为当时的婚姻,主要还是讲“门当户对”,大粮户家的女儿,一般也都嫁给大粮户,或者其他有些财产的人。奶奶的姐姐就嫁给了邻村的大粮户。

   在这一点上,爷爷显然不够格。爷爷是黑龙江勃利县人,出身贫寒。为出人头地,在伪满时期当过屯长,还当过森林警察。日本投降后,在伊通县南城子加入了共产党队伍,由于作战勇敢,枪法好,很快成了干部。此时的爷爷已经31岁了,整整大奶奶15岁,还没娶上媳妇,可见家境确实不怎么样。虽然当上了土改工作队的队长,但爷爷的“阶级觉悟”显然提高得不够快——他对打土豪、分田地这种事并不上心,不然也不会同意娶地主家的女儿。不知道当时像爷爷这样缺乏“阶级觉悟”的基层干部,到底有多少。

    对于这门亲事,奶奶坦承并不愿意:还是个小姑娘,啥也不懂,更离不开妈妈。但为了一家人的性命,奶奶选择了顺从。对此,奶奶的大爷颇为感动,捎来信说如果共产党走了,就分五垧好地给爷爷奶奶过日子。为安抚爷爷,他“仗义”地保证奶奶嫁谁就是谁了,绝不“打八刀”(老东北方言,指离婚),从此就是一家人了。

虽然有爷爷的保护,但土地、房屋还是要分的,浮财也得分一点。因为除了土改工作队外,村里执政的还有农民会。按照标准的工作程序,工作队进村后,要宣传《土地法大纲》、开展阶级教育、召开诉苦会、成立农民会,斗争地主恶霸。但这种“工作报告”逻辑往往并不能代表底层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在战争时期,“阶级斗争”往往让位于征粮征兵,基层的实际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有着自己的逻辑。由于爷爷本人“觉悟”不高,再加上奶奶的关系,所以当时村里政策宣传、阶级斗争教育开展得并不热烈,大多数农民也抱着怀疑的态度并不积极。但农民会还是要成立的。定阶级,划成分,分土地、房屋、浮财,决定枪毙谁,都是农民会说了算,爷爷也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奶奶一家。最后,奶奶家理所当然地划成了地主,因为不仅土地多,一家人还从来不下地干活,这在当时叫吃“剥削饭”。家里的地都分没了(大爷和他儿子已想办法在外地分到土地,家里一帮女人并不需要土地了,也可借此堵上别人的嘴),东屋空出来作了农民会,一家老小集中在西屋,整天不敢出门。为此老祖宗(奶奶的奶奶)一股急火去世了,而她给自己准备的棺材也早已不知道被谁拉走了。在大爷家的儿媳回家后,太姥姥就连西屋都住不成了,搬进了原来作仓库的小房。不过,一家人都没有遭受皮肉之苦。根据官方的统计,“依据政府法令,全县处决200余名恶霸地主分子”,奶奶一家很幸运地逃过此劫。然而,因土改而死者并不止这些,所处决的,也并不全是“依据政府法令”。 https://4665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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