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前的选择：不同类型的陪读
在乡土社会中，农村人多是安土重迁的，土地是他们生于斯老于斯的地方。[14]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部分家长开始外出打工，而另一部分家长则因孩子上学，不得不离开这片土地，进入陌生的城市。然而，进城陪读并非是理所当然的选择，对于不同境遇、不同理念的农民来说，从开始选择就产生了一定的分化。按照王晓慧的划分，陪读类型可以分为因父母进城务工而致的随迁型、因中小学布局调整而致的被迫型和祈求获得更高教育质量的主动型等三种类型。[2]从华县的陪读情况来看，其陪读类型大致也可以依此进行划分。在访谈的28户陪读家庭中，16户是主动型陪读，以高中陪读家庭为主；9户是被动型陪读，以小学陪读家庭为主；3户是随迁型陪读。
徐某，女，42岁。她曾在一个村级小学里做民办教师，工作条件差，待遇也不好，后来岗位转正失败，咽不下这口气，带着孩子离开了农村，进入县城陪读。徐某谈起自己的经历仍然耿耿于怀，“我上学的时候成绩很好，但总在考试时掉链子，两次初中考高中，都差一分，民办教师转正考了两次还是只差一分！全是命，么(没)办法。我就这样了，可我死也不认命，我还要让我的孩子成才，农村学校不行，这点我最清楚了，所以我要带着孩子进城租房子读书，再苦再受罪，为了孩子我都情愿。”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家长对于教育的重视也日趋增强，众多家长对孩子有着诸多期待。他们期待着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教育这条道路实现以知识改变命运的理想。像徐某这样的家长在农村并不鲜见，他们对孩子的教育和成才非常重视，毅然主动选择进城陪读。这一选择对于他们来说，没有犹豫，这通常与他们自身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自身的一些社会经历都在告知自己，孩子需要到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不读书就没有出路。如此一来，也才能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不再让孩子与他们一样吃苦受累。事实上，这也曾经是他们这一辈人的希望，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如愿而成为遗憾，由此转而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然而，并非所有的农村家长在面对陪读的选择时都很主动很坚决，一些陪读家长则另有想法。
梁某，男，32岁。梁某原本在村务农，但山区已经没有学校，2001年已经撤点并校，孩子无处上学，梁某只好带着孩子出来上学。他说：“其实我并不愿意离开农村进城，进城了我吃什么？在村子里，我种着地，收入不多，但不愁吃不愁穿。进了城以后，地没法种，钱从哪里来？可是我不带着孩子出去念书，孩子就没学上了，这辈子就毁了！我还能怎么办？就算砸锅卖铁，孩子的书还是要念的。”
梁某的一番话道出了很多农村陪读家长的辛酸与无奈。这些陪读家长，对于进城陪读的选择是被动的，也是痛苦的。一方面，孩子的教育是重中之重，但是农村教育资源的缺乏使其不得不背井离乡，为了孩子而进城陪读，这与2001年全面启动的“撤点并校”的教学改革紧密相关。根据教育部统计资料显示，从2000 年到2009年，全国小学数量由55.36万所减少到28.02万所，减幅达49.39%，其中以中西部地区撤并力度最大。[15]另一方面，他们对在村务农有较为稳定的预期，而对在城市的陪读生活存有较大的顾虑。但是，尽管充满担忧，他们还是不得不做出这一艰难的选择。而随迁型陪读，则是因为父母本身就在城里务工，子女随其进入城市就读，相对来说他们的纠结少一些。
戴某，45岁。2007年进到城里开出租车，妻子在城里打零工。等他们安稳下来，他们便带着两个孩子进城，一个就读小学六年级，一个就读三年级。他说：“孩子扔在老家给老人照顾还是不方便，我们都到城里打工了，孩子自然也要跟着来读书。如果哪天我们没活干了，或许又带着孩子回家了，或者再去别的地方。”
戴某的陪读主要是因为其夫妇先在城里打工，随后选择将小孩接到城里就读，这与主动型陪读和被动型陪读存在较大的差异。一方面，他们通常有一方先在城里找到了相对稳定的工作；另一方面，孩子将会随着他们务工的地点变化而变化。因此，随迁型陪读，主要是因照顾孩子的便利以及家庭的完整而选择将孩子接到身边，他们在情感上也面临较少的纠结。当然，一些随迁型陪读的家庭多少也暗含有提高孩子学业能力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