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永济市蒲州镇，我们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农村。以农民自主的专业合作社为纽带，乡村重新凝聚为一个有功能、有尊严的有机体。由本土精英郑冰领导的蒲韩社区农民协会覆盖了蒲州和韩阳镇的43个自然村。她成立了妇女活动中心、红娘手工艺、科技培训中心、老年协会、小额贷款等多个协会，开展有机农业、农村金融，开发乡土特色的文化产品，让村民的经济能力与观念风俗都大为改观。在河南信阳的郝堂村，通过发展村民共同体内部资金互助合作，激发了村民对“集体”的关注和参与，村里相继建成崭新的小学、卫生室、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图书馆、礼堂等公共服务设施，让农民在农村也可以享受现代文明，初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风淳朴的美丽乡村。在那个村民自主、自治的社区，没有什么是需要官员去“人盯人”和“严防死守”的。
回到城市人的视角：我们应当负有怎样的责任？说句不客气的话，在城市化加速的过程中，城市人的境界不仅没有提速反而是在倒退。当我们理所当然地享受农民工提供的现代都市生活时，同样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是与自己无关的，理直气壮地声讨外地人占用了“我们的”教育、医疗资源，造成交通拥堵、空气污染，逆潮流地维护着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面对开放非户籍儿童的教育机会，城市人上街请愿，与“外地人”发生了肢体冲突，没有一点反思和愧疚。他们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父母、祖父母也是这样光脚进城的农民，上海人眼中的“瘪三”、“赤佬”？在深圳这座近30年才发展起来的移民城市，2200万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约500万，只占1/4。我们的良心被狗吃了吗？他们是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啊！作为城市的建设者，难道他们不应当成为权利平等的市民、不应当亲子团聚、夫妻共同生活？须知，加快城市化是国家的发展战略，不是各地自行其是的主张。2014年7月，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2020年以前推动1亿人落户，这约占流动人口总数的1/3。2015年7月，广东省也出台文件，到2020年将吸收1300万流动人口在城镇落户，约占广东省流动人口的1/3。然而，放开的是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市之外的县级市，广深珠佛莞这样的风水宝地是不能让外地人落户的。决策者缺失的不仅是良心，而且是理性。人口流动的内在规律，就是流向人口聚集度更高、工作机会和经济收入更高的大城市，只开放那些缺乏就业机会、没有吸引力的小城市，引导人口“合理流动”基本是官员的一厢情愿。且看他们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在大城市“邻避政策”的推挡下，流动人口的洪流年复一年地淤积，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也在困境中一天天长大。我认同一位人口学家的意见：今天，许多城市管理者将他们视为麻烦和负担；用不了很久，大城市就将品尝人口老龄化的苦果。那时，我们会采取各种优惠措施争相去吸引这些青壮年劳动力。那时，我们也会感谢这些超生的家庭、这些“多余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使我们也许不必像日本、台湾地区那样进口巴基斯坦、越南、菲律宾、柬埔寨的劳动力和新娘！但是，我们确实不知道，在忽视、排距、歧视、孤独中长大的他们，将会成为未来城市新生的建设力量，还是为城市未来埋下的“定时炸弹”？我们今天正在做这个选择，我们每一个人。
（作者简介：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
转自：《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