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拷问的究竟是谁、究竟是什么？我们对进城农民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和他们的家庭，有真实的了解吗？这是一个城市人十分陌生、总数为2.7亿人的庞大群体，虽然我们每天都能在建筑工地、搬运垃圾、运输、绿化、护理、保安保洁、卖菜卖饭的人流中看到他们，对几乎他们却一无所知。他们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形成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多达一个亿。留守儿童中，父母双方都外出的占46.7%，近20%的务工父母在儿童1岁前外出，两岁孩子留守的比例高达44.1%。在这个现场，人们谴责家长，希望追究父母未履责的行为，人们说陪伴就是爱、陪伴比赚钱更重要。在城市社会，这样的批评和指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面对农民工，我说不出口。这不是他们的真理。在某些场合，我听到过更为直截了当的言论：这种“垃圾人口”根本不配做父母。
有一句话说：当雪崩到来之时，每一片雪花都认为自己是无辜的。面对留守儿童的悲剧，市民批评责难的目光指向的永远是他人，首先是政府。不久前我刚从毕节归来，政府不可谓不重视，而且已经成为不堪重负的惊弓之鸟。全市开展了没有死角的拉网式核查，确定了各级领导的管护责任。一有出现流浪儿童的传言，局长紧急出动彻夜查找。这样的应激行为几年前也曾出现过，在发生了五名流浪儿童死于垃圾箱的悲剧之后。然后，新的悲剧又发生了。所谓防不胜防，就是指这样的困境：没有任何大人陪同、单独居住的儿童占全国留守儿童的3.4%，总数高达205.7万人！这是那些处于高危状态、随时都有可能出问题的儿童。政府的责任是到高速公路去寻找和直接监管每一个儿童吗？我们需要一个多么庞大的政府？而且，政府真的是无所不能的吗？
对学校的批评和责难同样必要、但并非都是合理的。必须认识，乡村教师本身就是弱势群体，非常需要得到支持和关怀。混在其中的色狼是个案，这种坏人在各个领域都有，在党政军部门远比教师队伍多，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之流不也是最近才揭发出来吗？重要的是需要透过个案看问题。对不合格的幼儿园一关了之不仅最为简单，而且可以避责；但是，儿童的需求并没有得到解决。很多幼儿园师资严重不足，还有许多农村幼儿根本无缘接受学前教育。由于缺乏经费和编制，在西部农村的寄宿制学校，女生窗户没有窗帘的现象非常普遍，由男教师担任生活教师在女生宿舍陪睡的现象也不少见。在不解决这些基本问题的情况下，让学校承担无限责任是无理的。事实上，校园安全已经压倒了教育教学的职能，成为学校不堪承受的“紧箍咒”，甚至不敢组织春游和体育活动，那么真正受害的不是广大的学生和儿童吗？
政府和学校都不是万能的，而且已经不堪重负，那么，究竟是谁的责任？环顾世界，追溯历史，这个答案其实是清晰现成的：社会建设。所谓和谐社会，就是一个政府、NGO、学校、社区、家庭各安其位、各尽其责的公序良俗社会。政府的责任，首先是建立法制，用强有力的法律保护儿童权利。在许多发达国家，儿童权利保护委员会是设在人权委员会之下的一个常设和专职机构。在这个框架下，除了政府直接救助之外，功能强大的社会慈善和公益组织成为儿童救助的重要力量。没有比石校长的故事更生动地阐释了“多盖一所学校，少盖一所监狱”的道理。成立于英国的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在中国的项目，每年就有超过65万名儿童直接或者间接受益。我们需要更多的光爱学校、更多的石校长。这需要政府放开管制，放手让有爱心、有本事的人把好事做好！
在救助的前端，是预防和危机干预。儿童的安全和保障，首先来自他所生存的家庭和社区。由于各种原因，在家庭失能和破碎之后，由人际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生活网络，使困境儿童能被“网住”而不至沉没。在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这种由道德、亲情构成的关系网络是客观存在的；然而，这种淳朴民风和良俗在乡村边缘化、空洞化的过程中已几近崩塌。事实上，贵州已经给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发放每月千余元的“工资”了。当村官也要发工资时，乡村治理就已经失败了。它助长的仍然是离心离德。村官说出去打小工还一天二百元呢！这才是我们面临的真正困境和真实的任务：乡村社会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