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谴责家长，希望追究父母未履责的行为，人们说陪伴就是爱、陪伴比赚钱更重要。在城市社会，这样的批评和指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面对农民工，我说不出口。
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流浪儿童，无法言说的痛，在7月22日下午，浓重地郁积在了《东方直播室》。然而，这似乎是一次错位的干预，一次充满误读的关爱。
原本以为是围绕毕节四兄妹自杀事件讨论留守儿童问题，结果不是，是对新闻热点宁夏灵武市12名农村幼儿园女童遭性侵事件的揭示。我感到惊讶的是，如此敏感、涉及隐私事件的当事人——两位年轻的父亲被直接放在了聚光灯下。他们是勇敢的，经商量决定不戴口罩上场，以他们的惨痛经历警示后人。尽管对性侵过程的采访从略，但残忍仍然点点滴滴地流淌。该幼儿园是一所公办小学留下的学前班，只有这一名50多岁的男教师，他也是家长们当年的老师，乡亲对他一直颇为信任。13名女童中唯一未被性侵的，父亲是村支书。两位父亲的教育程度一为小学，一为初中，他们的妻子都是小学程度。嘉宾的拷问直接落到结实木讷、无所措手足的父亲头上：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没有发现？为什么发现案情后过两小时才报案？嘉宾声讨的是家长养而不教的失职，离开孩子外出打工就是一种过失，没有及时发现女孩受害是又一重失职。其余的愤怒是针对学校和政府的。为什么派这样一位老师，为什么没有发现？为什么没有对受害女童的抚恤、安置作出安排？
一个预设的讨论点是“将受害女孩带走还是依旧放在老家”这比预设的另一个问题“父母该不该离开孩子外出打工”要真实得多。只要对农村生活稍有了解，就知道为女孩换一个环境，无论对疗伤还是未来成长有多重要，现场观众也都认同这一选择。唯独心理专家相反，她要的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即通过心理咨询和家长的爱去化解女孩心中的阴影。面对这样的矫情，我感到的不止是沮丧。他们对农民的生计、乡村社会能杀人的流言似乎一无所知。我实在不忍看两位年轻父亲茫然无助的眼神，不忍听他们嗫嗫嚅嚅、言不及义的回答，也不想具体地追责。我们面对的，不仅是几个家庭的悲剧，而是一种整体的匮乏和失序。
更为悲催的当事人上场了。广西兴业县大平山镇的农民庞玉强，他的女儿小雨在11岁时遭村里16名老年男性多达50余次的性侵。父亲将她带到打工的广州，5年之后，今年3月小雨在广州被诱骗丢失。还是要追问不堪回首的往事，还是嗫嗫嚅嚅、含混不清的回答，还是不忍看他无助的眼神，他一再地说我没有文化，家中还有一位小女儿和患癫痫症的儿子，他来到这里是想用电视做寻人广告，以及为儿子治病筹钱。节目的设计，小雨后来的悲剧似乎是为了印证受伤女童没有走出心理阴影。专家一再地追问父亲有没有大声地说过“女儿，我爱你”，结果，老农民还是说过的。这种缺乏悲悯和体恤的拷问，无不流露着城市人的自以为是和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而节目的“卖点”，或许是正是一种……对农民工苦难的消费？
收养众多流浪儿童的北京光爱学校校长石青华是一个亮点，正能量。可是，与他一起上场的15岁少年陈泽群，又令人感到惊诧。他是因为父亲的严重暴力离家流浪而被收养的。对这样处于社会边缘状态的未成年人不仅未加以任何保护，而且还当面讨论他的去留问题。石校长的困境是难以承担超越法律的责任，比如泽群的父亲拒不见面、不授予代理管教权，以至于学校无法为孩子升学、医疗签字；而泽群回家的后果就是继续流浪。问题又回到对不负责任的家长的声讨。议题是如果学生重新流落街头犯罪，石校长和父亲谁的责任更大？标准答案是父亲。还有这样的问题：如不关闭学校，是否会引致更多的流浪儿童？我深感不安，这实在是一种非常冷血的讨论。这究竟是一种理解和帮助，还是在继续……消费苦难？
讨论到了毕节纳雍县14岁男生被13名同学围殴致死的悲剧。受害者是长期与母亲和弟弟在江苏生活的流动儿童，因无法在流入地读高中，返乡就读而遭不测。因而，这首先是一个流动儿童的悲剧，凸显的是流动儿童在流入地接受高中教育的困境。当然，这也是留守儿童的悲剧，因为殴打者中有许多是留守儿童。让我们重视这样的数字：在未成年人犯罪的构成中，留守儿童约占70%左右。因而，这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正因为如此，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是全社会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是应当在公共空间大加讨论的；而对当事人、受害者、未成年人的心理疏导、咨询和帮助，则应当在私密空间悄悄进行。可惜，在这个现场，这两个空间被颠倒了，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中大谈个案和“私事”，对当事人和未成年人缺乏应有的保护；同时，对真正重要的公共话题却缺乏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