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多年来我国经历了从”民工荒”到”民工慌”再到”民工荒”的历程，”荒”与”慌”之间和”荒”与”荒”之间均存在着重要差异。本文首先对三次”民工荒”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对比分析，其次从经济、社会、教育等层面揭示了”民工慌”的根源，并提出了相应的制度改革路径。
【关键词】：“民工慌”“民工荒”；比较；制度改革
―、引言
“民工荒”是指企业用工短缺现象，而”民工慌”则是指由于经济危机导致企业不振，民工被裁减而恐慌的状况。新华网2014年2月13曰消息称：春节过后浙江、广东、山东、重庆等地”民工荒”现象加剧，用工紧张局面再次出现。广州企业节后用工缺口为12.33万人，福建人力部门透露该地区缺工大约8万人左右。其实早在2004年，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就爆发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民工荒”,往年春节后的”打工潮”荡然无存，广东省当年针对一千多家企业的调査显示缺工企业比例高达1/3,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需求缺口高达200万，福建省发布的劳动力市场供需分析报告称仅泉州一地缺工就已超20万。与此次”民工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8年底，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沿海地区企业普遍裁员，大量的外出农民工被迫失业。杨舸在其《从”民工慌”到”民工荒”——”后金融危机”时代对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反思》一文中详细论述了金融危机前后（2008-2009)”民工慌”向”民工荒”转变的现象与原因,从就业困境、流动障碍、产业结构等角度论述了这种强烈反差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民工慌”实际上体现了农民工群体在外出务工过程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与不稳定认知，主要包括：就业是否稳定；获取岗位的难易程度；薪酬待遇与职位晋升的合理程度；被周围人群的认同感与制度安排等，总而言之，一切让农民工感觉到在城市就业具有不安全感的因素都会造成”民工慌”。但值得注意的是，从”慌”到”荒”绝不仅仅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一个循环的路径。从2004年至今，中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民工荒”到”民工慌”再到”民工荒”的过程，正如杨舸的观点：”慌”与”荒”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只是更应该关注”荒”与”荒”之间也存在着重大区别。本文主要通过对三次”民工荒”的对比找出原因并对未来进行预测，并从制度层面找出引起”民工慌”的原因和提出相应对策。
二、三次”民工荒”产生原因的对比
1.2004年和2008年”民工荒”产生原因针对此次”民工荒”爆发的原因，在学术界多有研究，为了便于归纳和解释，本文依据一些文献进行说明。
观点1：农民工供给总量仍处于结对上升状态，但增速远低于需求增速，外向型经济的拓展导致企业用工需求旺盛[1]。
观点2：从年龄结构看，三资企业更倾向于年轻化的员工结构，但2004年25岁以下民工数量锐减，是导致民工供需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2]。
观点3：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导致”人口红利”的消失，2004年外出务工人口增速急剧下滑，已经到达拐点气
观点4比较收益”的下降是”民工荒”产生主要原因，农民工在城市工资待遇低下、各项权益得不到保障，而随着”三农政策”的实施，农民种植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激发[4]。
观点5：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在能力素质方面的错位，技术扩张过程中企业需要的不再单纯的是农民工的低成本优势，还需要在教育培训上下工夫[5]。
上述观点中都隐含了一个共同的假设：外出农民工人数绝对数量是增加的。根据当年农村观察点的统计，外出务工人员数量增加了3.8%,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调研结果也显示：2004年外出务工人员为11823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为23.8%,较2003年有了一定增加，所以此次”民工荒”的来源并不是劳动力供给方，此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仍是大势所趋，沿海地区与企业的”拉力”依然强劲。2008年”民工荒”实际上是2004年的延续，更是随着工业化推进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力”不匹配的初始矛盾的进一步爆发，虽然仍有大量的农民工持续外出务工就业，但广大中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需要巨大的成本，同时外向型资本又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任何一方实现由东向西或者由西向东的转移都面临着成本问题，所以这一时期”荒”的主要特点是：劳动力需求和供给都相对旺盛，但因为空间地理上的不匹配性，引发了流动性摩擦失业。”荒”从何来？实际上，劳动力供给和需求面对的并非同一个概念，如观点2、3所言，计划生育作为一种导致务工人员年龄结构发生变动的重要因素，使得企业所需求的民工在年龄上的要求越来越高，21世纪国际竞争背景下劳动力素质方面的要求自然也会提高，资金和劳动力资源的空间流动性障碍使规模经济难以得到体现，形成东部地区资本和西部地区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双失衡现象，总而言之可归纳为”有效供给”不足导致”民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