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孝道真的衰落了？
如今，孝道衰落的说法似乎已然成了社会常识。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伦理文化传统的过度，孝道衰落所激起的社会反响可想而知，一些倡导传统文化复兴的学者更是希望重塑儒学正统，以圣人教诲收拾人心再造社会。
起初，笔者刚开始做农村调查时，耳闻目睹一些农村老人的凄凉晚景，也不免感慨系之，对中青年人的不孝愤愤然。然而，时间长了，就不免对自己先前的判断有所怀疑了。这倒不是因为什么见怪不怪熟视无睹，而是确实发现事情很复杂，见了某些现象就匆忙扣上什么孝道衰落的帽子，义正辞严理直气壮批判一通实在不应是研究者的态度，尤其是做社会学研究，这样简化岂不是太没有社会学想象力了么？
其实，农民经常说这样的话：“下人（指子女）有下人的家要养”“不能拖累子女”，诸如此类的表述还有很多。以前听到权当是父母对子女的拳拳爱心，对比子女的行为反倒更觉其不孝。后来，慢慢地就咂摸除了新的味道。父母“善解人意”的背后恐怕并不仅仅是个人觉悟的问题，它其实反映了一种以家庭为边界的自我认知，即他们在考虑自身境遇的时候并不只是将其看做理应得到子代赡养的长辈，而是将自己视为整个家庭的一部分，他们在家庭资源分配中的权利是服从于整个家庭长远发展的。
再进一步看，一个个微型的家庭又何尝不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转型社会的一部分？农民的个人命运系于家运兴衰，又何尝不系于社会发展？这样想来，对“孝道衰落”这样一个简单的暗含了价值判断的事实判断，也就有了一个颇具社会学视野的观察进路：个人-代际关系-家庭-社会。笔者想循此路径，谈一谈对孝道衰落的一点认识。
百善孝为先。按照我的理解，“先”既表示孝在众多伦理德行中的优先地位，也表示孝是习得其他德行的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讲，伦理就是关系的组成原则和互动规则，孝之所以被置于首要地位，自然是因为父母乃人生的第一个关系，有父母然后有兄弟姊妹，然后有夫妻。关系总是对偶的，比如“父慈子孝”，总是对代际双方都有所规定。
不过，伦理要求则是在对偶基础上有所偏重，表现在代际关系上就是强调父慈子孝的同时，偏重对“孝”的要求。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国人的代际关系是“抚育-赡养”的反馈模式（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反馈模式的理想状态应当是抚育和赡养之间的平衡，使幼有所教老有所养，换句话说，理想的代际关系应该是向下的抚育和向上的赡养都能实现的“双轨制”。
当然，历史上总不乏这样的经验，即“老”和“幼”都有可能成为家庭应对危机的牺牲品。比如每当灾荒之年，无助的小农总是在扶老携幼逃荒避难时，少不了卖儿鬻女之举，老人和孩子似乎总是容易充当为使家庭延续下去而迫不得已的牺牲品。但这并不代表伦理道德的危机，因为生存理性对伦理道德的“惨胜”总是被作为最痛苦的事件，“家破人亡”是中国人公认的最悲惨的遭遇。换句话说，在漫长的历史上，尽管社会动荡时总少不了代际关系被破坏，但总体来看，反馈式的代际伦理始终具有正当性，一直是乡土社会泛道德化评价体系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2 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
如今，历史似乎在重演。转型期农民再次遭遇巨大的社会压力，这些压力传递到家庭内部，并在代际关系上表现出来，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所谓“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问题。留守儿童的主要问题是隔代教育带来的人格健全发展的问题，而留守老人则是缺乏照料的养老危机。其实，即便是那些有子女在身边的老人，养老状况也未必好到哪里去。表面看来，农民似乎依然延续了以牺牲家庭完整性为代价求得家庭生存发展的理性逻辑，可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就会发现，留守儿童体现出来的抚育问题并不意味着代际关系中向下轨道出现了问题，留守老人所代表的赡养问题却可能意味着代际关系向上轨道的危机，也就是说，双轨平衡的代际关系正在重组。
将孩子留在农村，是年轻农民非常普遍的策略选择。做出这样的选择不外乎三个原因，其一是外出务工的理性考量。将小孩留在农村既能节省经济成本（包括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又免去了照顾小孩的诸多麻烦，可以更充分利用时间和精力挣钱。其二是家庭结构变化提供了客观条件。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年轻农民普遍兄弟较少，他们的小孩也很少，加上父母刚到中年，有能力为他们照顾小孩。其三是缺乏儿童教育方面的知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隔代教育可能会导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