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是人类的基本权利，健康状况的改善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直接体现。因此，许多国家将居民的健康风险分担纳入公共财政预算。但是，在我国长期的城乡分割状态下，居民的健康风险分担体系也呈现出鲜明的二元化体制，城市居民的公费医疗与农村居民的合作医疗曾经长期共存，医疗社会保障体系与自发的健康风险分担体系并存。改革开放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是农户的自费医疗与企业职工的医保并存。目前，我国实施的是按照身份和职业划分的医保制度，这套全民医疗保障体系由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新农合、医疗救助（“三险一助”）构成，同样具有明显的二元特征。历史上经济社会的二元分割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随着分工与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城乡的二元融合趋势日益明显之后，城乡一体化健康风险分担体系的构建成为一个历史性课题。
一、城乡二元分割下农户的非正规健康风险分担体系
人们将农户的健康风险定义为农户遭受疾病所带来的福利损失的概率，从导致风险的因素来看，农户所面临的风险包括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健康风险、政策风险等，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农户的健康风险在农户所面临的各种风险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因贫致病”与“因病致贫”的内在循环，成为农户发展的最大桎梏与威胁。为了摆脱这种贫困的内生循环威胁，农户之间自发地形成了一些规避风险的非正式制度安排。
1.在城乡二元化背景下，具有相同文化与习俗的农户构成了一个个村庄共同体，这是农户风险统筹的组织实体。同一村庄，亲友或其他社会网络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彼此分担风险，以实现社会网络内的风险统筹。这种制度安排没有正规形式，没有强制实施机制，其主要方法是互惠性的收入转移，即当某个农户受到疾病风险冲击的时候，该网络内的其他成员给予货币或其他形式的援助；在其他农户受到风险冲击、遇到困难的时候，特别是其他农户遇到疾病风险的时候，该农户有给予其他农户援助的义务。这种互助的具体形式灵活多样，不但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货币，甚至可以是互惠信贷。总之，这类风险统筹的基本规则是互惠，农户必须遵守互惠的规则，违背规则的农户将会被以村庄共同体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所排斥，最为严重的将完全被排斥在以熟人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之外，而独自承担风险。但是，由于农村社区的社会网络受其范围的约束，农户的健康风险在社会网络中难以得到完全分担。
2.乡村医院在分担农户特别是贫困农户的健康风险中具有特殊作用。农户中的许多大病都是“拖”出来的，之所以会出现“有病不治”的非理性行为，是农民在缺钱的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由于乡村医生与农民生长在同一块土地上，在与农户长年交往过程中，建立了一个与社区成员联系紧密的人际网络，对农户的情况及其疾病历史比较清楚，能够降低诊治的成本；同时，社区医生作为社区中的专业人员还具有与现代医疗体系以及现代医疗保险机构建立联系的能力，可以为农户提供较好的治疗与医保方面的咨询；不但如此，这些乡村诊所甚至还能够给贫困农户低价看病、赊销药品，从而提高农户抵抗疾病风险的能力。乡村医院在对农户进行医治的时候，具有一定的信息优势，使得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现代医院在接受病人时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也就可以摆脱“先交钱，再看病”的非人道主义的窘境。因此，乡村社区医院的建立与普及对提供农户健康福利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跨期收入转移是农户分担健康风险的又一个重要渠道。社会网络内的风险统筹很难实现完全的帕累托有效的健康风险配置，一些难以预期的大病支出无法得到保险。此外，农户的收入存在变动的协同性特征，农村社区常常面临总的收入风险。因此，在农户的风险分担体系中，需要通过建立跨时期的转移收入的机制来应对健康风险，而其主要形式则是利用信贷市场。中国农村社区的信贷市场包括了正规的信贷市场与非正规的信贷市场，前者受国家信用约束，而后者受社区信用约束。为了应对健康风险冲击，农户往往将收入转化为银行存款或者手持现金，这就是中国农户明知货币在不断贬值，但依然将收入转化为银行存单的主要原因。缺乏一个高效的、城乡统一的健康风险分担机制，是农村商品市场、信贷市场、资本市场难以启动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