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基督教在农村的传播极具韬光养晦的战略
基督教（西方宗教）对传统文化的部分顺从，并不意味着着传统文明（乃至说中华文明）在同化它，即所谓的“中国化”。事实上，此时农村传统的文明已经碎片化，不构成统一的体系，根本无法应对外来的冲击，基督教进入这些碎片里头，其实是更容易从其内部进行更为破坏性的支解。例如对祖先哀思的祷告，其实完全屏弃了传统上认为祖先是神的观念，使这种形式变成仅仅是“纪念”而已，退却了宗教色彩，对传统信仰来说是釜底抽薪。又如对孝道的理解，也是从基督教内部弟兄姊妹平等基础上来谈的，若公婆不是基督徒，则完全可以从异教徒、魔鬼的角度给予抛弃不顾。因此，无论是不介入公共权力，还是对某些传统文明碎片的遵从，表面背后的实质是基督教在农村传播的战略性考虑，传统文明的碎片正是在这种看似“中国化”的借用中被无声无息地侵蚀殆尽。
5、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具有一定程度的本土化特色
基督教传播过程中的本土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对基督教进行功能性包装。基督教选取和吸收了传统信仰功能性的特点，以此来吸引教徒，而对其他特则是排斥。因此，我们看到，基督教教会里大部分是为求某种功能需求而进来的，如为了避免生气、为了治病等。基督教的功能性包装，为人们满足功能需求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加上教会宣扬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力量无比，比其他神更加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人们在功能性信仰的基础上就优先选择基督教。二是传播途径和手段的本土化特点。这方面主要表现在通过亲属、家庭、家族和熟人关系网络进行教义宣传和教徒吸引上。基督教教会充分利用地缘、血缘、业缘和趣缘等传统农村社会资源传教。三是对传统文化和节庆给予一定的容忍或创造性吸收。农村诸多的群体性活动、仪式和节庆都与传统信仰紧密相关，基督教在保留它们的形式的同时，对它们进行了为其所用的改造，以适应人们的惯习。
基督教传入农村的社会背景和发生机制
一、农村基督教发展的社会背景
西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在农村的快速发展，大致有四大社会背景，分别是历史积淀、三十年巨变、革命后果、基层政权部分撤出农村。首先，改革近三十年农村的巨变在发展农村的同时，也在农村沉积了诸多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给农村社会带来阵痛，如社会的结构性紧张、心理的波动、家庭危机、伦理失序等，急需要安定人们的心理、固化社会结构以及提供相关的社会服务。然而一方面传统民间信仰体系在经历新中国前三十年农村改造和历次运动之后已经支离破碎、不成系统，无法应对转型期人们的精神与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基层组织在近三十年不逐渐退出农村社会管理领域，不再关注农民私人领域，不回应社会需求。此时，基督教传入农村正好契合了这一时期农村社会的需求，从而构成了基督教快速传播的社会基础。
1、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积淀
建国后政府对基督教进行了规训，在华传教士被驱逐，中国基督教成立“三自”组织和基督教协会。“文革”期间，所以基督教会的领袖、精英被带上反革命的帽子受到打压，教产充公改作他用。上个世纪80年代，宗教政策恢复以后，为基督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提供了契机，且基督教、天主教等外来宗教，基于国际政治方面的考虑，它们的宗教教产得到了归还和补偿，神职人员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这一宗教开放政策承接解放前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基础，使基督教在这些已扎下根的地方获得了更大的合法、合理性，为其传播获得了人们认可的心理基础。调查发现，历史上基督教较较为活跃的省份如河南、河北、山东、陕西、黑龙江、吉林、辽宁、浙江和福建沿海近三十年基督教的蔓延要比其他地区快得多，信众数量尤为庞大。并且，在这些省份内部，历史上有教堂的县和农村，基督教的发展也要较其他没有基督教历史痕迹的地方要迅猛，人们更容易接受。
2、改革开放后农村三十年巨变
不理解改革开放后农村三十年的巨变，就无法理解基督教为什么在农村蔓延如此之快。农村近三十年的巨变承接前三十年的社会改造而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结构的颠覆性转变，二是价值观的迅速更迭。农村社会结构的真正转型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社会结构从等级化向扁平化方向转变，表现为在两个方面，一是家庭关系的无等级化，另一个是村落社会结构的扁平化。与社会转型相伴随的是农民传统价值观的嬗变，一是家庭的核心化和夫妻关系的爱情化，年轻夫妇对传统以传宗接代为基准的价值理念不再有坚定的信念，二是传统价值寄托的失落。
总结起来就是，改革三十年给农村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农村社会结构的高度不稳定，价值观出现了严重混乱和失落现象，因此农村急需要一种精神性的力量来对社会结构进行镇定，为人们提供一套新的价值理念。[ 四川养殖网 https://www.46659.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