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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磊明等: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的传播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各种形式的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迅速传播。本项研究的目的，在于厘清当前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的发展现状、及其与中国本土宗教势力的消长状况；进一步从乡村社会内部的视角来理解西方宗教，尤其是家庭教会和各种邪教得以迅速传播的社会因素。
本报告认为，以基督教为主体的西方宗教在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后，已经完全取代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形式，成为我国农村主导性的宗教并且具有唯一的合法性，这一过程还在加速进行。其社会背景除了西方宗教的传入有深刻的历史基础之外，主要是近三十年农村社会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和结构性转换，农村出现了诸多个人、家庭和社会问题，亟待解決。而此时一方面传统民间信仰形式在经过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农村改造和历次运动之后已支离破碎、不成体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枝节性“复兴”也只是昙花一现，无法给予人们应对社会变迁的精神性满足，亦无法对抗话语体系、组织体系更强的信仰形式；另一方面基层政权从社会管理和私人领域中撤退，不再回应人们的这些需求。基督教恰在八十年代初的宗教开放政策后“巧遇”农村社会的需求，并给予了及时地回应，藉此迅速占领农村的信仰空间。
本报告中主要的概念“西方宗教”，是指包括以圣经为基本教义的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和基督教异端组织（即本土邪教组织如东方闪电、三赎基督）。其中以基督教为主要叙述对象，基督教仅指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出现的基督新教。“地下西方宗教”概括的是所有没有在政府登记注册或不承认政府领导的西方宗教，包括基督教的家庭教会，地下天主教、基督邪教组织等。
在调查点的选取上，本报告遵循区域差异的原则。在广泛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将中国农村汉人居住的核心地区分成南方（华南）、北方（华北）、中部、长三角五个区域。其中南方和北方农村是中国主要的农业产区，是农民最集中的地区，因此我们对宗教信仰的调查也主要集中在该地区。
当前中国农村的宗教概况
西方宗教在我国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传入到解放前夕，二是全国解放到文革前夕，三是八十年代初宗教开放政策到现在。
当前我国农村整体的宗教生态无论从信众数量，还是从发展速度和趋势来看，西方宗教都是保持着一枝独秀的局面；佛、道教信仰的空间虽较改革前有所复兴，但总体状况是逐渐萎缩；民间传统的信仰形式在细枝末节上似乎有“复兴”迹象，但无法在体系上重构，呈急剧衰败之势。基督教在西方宗教中又占据独大的角色，在中国认定的五大宗教中，基督教信众占在农村占95%以上，地下基督教（家庭教会和邪教）近年发展的速度惊人，占基督教的70%左右。天主教在农村的传播稳中求进，地下天主教势力在河北、温州一带较为严重。
就区域而言，北方农村与南方农村的宗教生态差别十分明显。北方农村的传统信仰形式已接近衰靡，无法自圆其说，留存的枝节性信仰也已经形式化和去神圣化，难以满足农村对宗教的庞大需求。西方宗教的各种形态在该地区遍地开花、结果，迅速蔓延，其中基督教信众业已占其总人口的10%到15%，且呈急速增长趋势。
南方农村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信仰体尚保存完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圆其说，给予人们应对各种变化形势的一套相对圆满说法。因此该地区传统信仰体系构成了对西方宗教的抗体，使后者无法顺利进入。但调查表明，南方信仰体系亦正在走向瓦解，抵抗西方宗教的抗体正被人们怀疑和抛弃。
一、中国农村宗教生态的基本特点
1、西方宗教遍布北方农村，在南方农村缺少根基
从全国农村的宗教生态来看，北方农村有10%—15%的人口被基督教囊括，另有50%左右的人声称信仰传统的民间宗教，如烧香拜神，其他的则声称什么也不信，或者信仰自己、信钱，或者信仰共产党，或者信仰基督邪教。尽管传统信仰所占的比例较高，但是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基督教“三自”教会或者地下教会，它主导着信仰的话语权和信仰空间，并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和传教欲望，传统信仰在基督教面前没有任何的合法性，往往被后者贬斥为“封建迷信”和拜偶像，因而越来越萎缩。且就国家承认的五大宗教而言，基督教信徒高居首位，在不少地方占宗教信徒的95%以上。从北方农村的地域来看，几乎每个省份的基督教信徒都要远远超过南方省份，农村信徒更甚，其中又以河南为最。天主教也主要存在于北方农村。
南方农村几乎没有正规基督教的身影，只有家庭教会和基督邪教在不遗余力地渗透。一般的县域内没有正规的教堂，只有少数聚会点，一个偌大的县城只有两个家庭聚会点，相当于北方的一个庄。
南北农村基督教发展的差异与各自社会内部对基督教的需求有关。而需求又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当地信仰形式对人们的满足程度，二是当地乡村治理的状况。调查表明，北方农村信仰的完整体系已经基本上瓦解，难以满足人们信仰及日常功能的需求，不能提供一套说法，而南方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信仰体系尚能为人们提供内部的解释资源。并且，北方诸多农村的乡村治理状况确实不佳，特别是税费改革后，基层政权进一步从乡村撤退，退出了了农村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农村矛盾丛生、治理出现严重困境、伦理出现危机，等。而南方农村宗族性村落多宗族性村落，社会结构相对较为传统，内生秩序还能整合村庄，为村庄提供公共服务和道德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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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各种形式的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迅速传播。本项研究的目的，在于厘清当前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的发展现状、及其与中国本土宗教势力的消长状况；进一步从乡村社会内部的视角来理解西方宗教，尤其是家庭教会和各种邪教得以迅速传播的社会因素。
本报告认为，以基督教为主体的西方宗教在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后，已经完全取代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形式，成为我国农村主导性的宗教并且具有唯一的合法性，这一过程还在加速进行。其社会背景除了西方宗教的传入有深刻的历史基础之外，主要是近三十年农村社会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和结构性转换，农村出现了诸多个人、家庭和社会问题，亟待解決。而此时一方面传统民间信仰形式在经过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农村改造和历次运动之后已支离破碎、不成体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枝节性“复兴”也只是昙花一现，无法给予人们应对社会变迁的精神性满足，亦无法对抗话语体系、组织体系更强的信仰形式；另一方面基层政权从社会管理和私人领域中撤退，不再回应人们的这些需求。基督教恰在八十年代初的宗教开放政策后“巧遇”农村社会的需求，并给予了及时地回应，藉此迅速占领农村的信仰空间。
本报告中主要的概念“西方宗教”，是指包括以圣经为基本教义的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和基督教异端组织（即本土邪教组织如东方闪电、三赎基督）。其中以基督教为主要叙述对象，基督教仅指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出现的基督新教。“地下西方宗教”概括的是所有没有在政府登记注册或不承认政府领导的西方宗教，包括基督教的家庭教会，地下天主教、基督邪教组织等。
在调查点的选取上，本报告遵循区域差异的原则。在广泛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将中国农村汉人居住的核心地区分成南方（华南）、北方（华北）、中部、长三角五个区域。其中南方和北方农村是中国主要的农业产区，是农民最集中的地区，因此我们对宗教信仰的调查也主要集中在该地区。
当前中国农村的宗教概况
西方宗教在我国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传入到解放前夕，二是全国解放到文革前夕，三是八十年代初宗教开放政策到现在。
当前我国农村整体的宗教生态无论从信众数量，还是从发展速度和趋势来看，西方宗教都是保持着一枝独秀的局面；佛、道教信仰的空间虽较改革前有所复兴，但总体状况是逐渐萎缩；民间传统的信仰形式在细枝末节上似乎有“复兴”迹象，但无法在体系上重构，呈急剧衰败之势。基督教在西方宗教中又占据独大的角色，在中国认定的五大宗教中，基督教信众占在农村占95%以上，地下基督教（家庭教会和邪教）近年发展的速度惊人，占基督教的70%左右。天主教在农村的传播稳中求进，地下天主教势力在河北、温州一带较为严重。
就区域而言，北方农村与南方农村的宗教生态差别十分明显。北方农村的传统信仰形式已接近衰靡，无法自圆其说，留存的枝节性信仰也已经形式化和去神圣化，难以满足农村对宗教的庞大需求。西方宗教的各种形态在该地区遍地开花、结果，迅速蔓延，其中基督教信众业已占其总人口的10%到15%，且呈急速增长趋势。
南方农村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信仰体尚保存完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圆其说，给予人们应对各种变化形势的一套相对圆满说法。因此该地区传统信仰体系构成了对西方宗教的抗体，使后者无法顺利进入。但调查表明，南方信仰体系亦正在走向瓦解，抵抗西方宗教的抗体正被人们怀疑和抛弃。
一、中国农村宗教生态的基本特点
1、西方宗教遍布北方农村，在南方农村缺少根基
从全国农村的宗教生态来看，北方农村有10%—15%的人口被基督教囊括，另有50%左右的人声称信仰传统的民间宗教，如烧香拜神，其他的则声称什么也不信，或者信仰自己、信钱，或者信仰共产党，或者信仰基督邪教。尽管传统信仰所占的比例较高，但是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基督教“三自”教会或者地下教会，它主导着信仰的话语权和信仰空间，并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和传教欲望，传统信仰在基督教面前没有任何的合法性，往往被后者贬斥为“封建迷信”和拜偶像，因而越来越萎缩。且就国家承认的五大宗教而言，基督教信徒高居首位，在不少地方占宗教信徒的95%以上。从北方农村的地域来看，几乎每个省份的基督教信徒都要远远超过南方省份，农村信徒更甚，其中又以河南为最。天主教也主要存在于北方农村。
南方农村几乎没有正规基督教的身影，只有家庭教会和基督邪教在不遗余力地渗透。一般的县域内没有正规的教堂，只有少数聚会点，一个偌大的县城只有两个家庭聚会点，相当于北方的一个庄。
南北农村基督教发展的差异与各自社会内部对基督教的需求有关。而需求又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当地信仰形式对人们的满足程度，二是当地乡村治理的状况。调查表明，北方农村信仰的完整体系已经基本上瓦解，难以满足人们信仰及日常功能的需求，不能提供一套说法，而南方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信仰体系尚能为人们提供内部的解释资源。并且，北方诸多农村的乡村治理状况确实不佳，特别是税费改革后，基层政权进一步从乡村撤退，退出了了农村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农村矛盾丛生、治理出现严重困境、伦理出现危机，等。而南方农村宗族性村落多宗族性村落，社会结构相对较为传统，内生秩序还能整合村庄，为村庄提供公共服务和道德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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