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危险的时候
刘伟忠不干计生干部已经快十年了，他所在的河南通许县玉皇庙镇，最火的时候有200人搞计生，除了正式在编的，还有许多“临时工”。“那时，计生是乡镇上最重要的工作，从派出所到税收人员，也都兼职跑计生。”
然而，计生干部后来逐步裁员，刘伟忠也被裁掉了。“不仅缩队伍，也转方式。2002年计生法出台是个分水岭。”安徽某县计生办主任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之前上面还搞了7不准，地方上就比较收敛了。要求以说服教育为主，吃药、上环、结扎自己选。再后来，引导孕检，把引产变成婚前服务，每次孕检还发脸盆、毛巾、洗衣粉。这十年又有新变化，还能查疾病，工作人性化了，老百姓也慢慢接受了新观念。”
在这些变化的后面，是中国人口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推行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中国的总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5.8左右迅速下降到了2014年的1.6左右，成为世界最低生育率。2015年春季，坐在阳光里，刘伟忠悠悠地说：“现在计生干部只剩下两三个，闲得没事干，几天开不出一张准生证，你想人家生人家都不生啦。”
出生率降下来，计生政策的负面影响却开始显现。曾参与制定计生政策的田雪原坐不住了：“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男性过剩，青年夫妇养老负担加重等问题，当时就预计到了，所以明确提出只搞一代人，不能搞成永久之计。”田雪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2009年，快到30年的时候，我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控制人口的目标基本实现了，政策可能产生的问题陆续都来了，为了避免问题过于严重，我们应该按照原来的初衷，进行政策调整。”
失衡的出生性别比较早引起高层关注。2001年发布《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2002年出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3年再颁布《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到了2005年，关爱女孩行动在全国开展。2010年“治理性别失衡”被纳入到十二五规划，出生性别比从120的高位缓慢下降，2014年降到了115.8左右。“计生政策也做了调整，2014年和2015年，中央陆续放开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朝着这个方向稳步推进，出生性别比有望逐步走向平衡。”
然而对当代农村男青年来说，婚姻困扰并未缓解。“人们只看到出生性别比在下降，但这只是‘不正常’的程度减缓。”李树茁说：“就像是一个人得了病，感冒虽然好点了，但对身体造成的危害仍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只是症状不在了而已。”
在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过程中,这个判断得到几乎所有专家的共识:截止到目前，进入适婚年龄的还主要是80年代出生的人群，那时性别选择还没那么严重，但当到1990年代及21世纪初出生的一代人进入适婚年龄时，性别失衡的后果就将爆发式的显现，那才是最危险的时候。
“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是社会背负的‘高利贷’。”原国家计生委主任王侠说：“在灾难爆发前排除危情，是百年大计。”
（宣金学、向楠参与部分采访。应被采访者要求，部分人名、地名使用了化名）
作者简介：主笔刘世昕，本报记者何林璘 杨海 兰天鸣
转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0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