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东孟庄村村民刘伟忠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大约是90年代后期吧，乡镇上突然就冒出许多小医院，B超鉴定和人流一条龙，打也打不掉，打了还又来。”刘伟忠说：“女孩人流下来，就藏到半夜，然后趁人都睡了，就把孩子扔到东边那个幸福西干渠里，有的就偷偷埋了。”
不管是被溺弃的女婴，还是被流产没能出生的女胎，在人口学上均被称作“失踪的女性”。这个概念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提出，指那些由于人为干预而没能出生，或是因性别偏好导致较早死亡的女性。
在阿马蒂亚·森的估计中，全世界约有1亿多名女性因为人为性别选择而“失踪”。其中，中国和印度是重灾区。据西安交大教授姜全保、李树茁和斯坦福大学教授费尔德曼等人的研究，20世纪的100年间，中国的“失踪的女性”总量达到了3559万人。
“虽然根本原因是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但在不同年代还有着不同的直接原因。”姜全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生育数量限制与传统的男孩偏好观念产生剧烈冲突，导致‘失踪’的女孩不断增多,仅在1980～2010年30年间中国就失踪2013万女性，占到了7.34%。”
魔高一丈
本已怀孕快5个月的杨凤林再出现在村里时，肚子突然变小了。“肯定又是个女孩给打掉了。”村里人窃窃私语。尽管猜想杨凤林可能做了性别鉴定和引产，但高沟镇计生专员陈桥对此也无可奈何。
“太难了，取证太难。经常是四个月后就来说，跟公公吵架了，要打胎，要么就跑到外地去，说磕了碰了，流产了。”陈桥说，乡镇干部两难事，计划生育宅基地，违建是取证易处罚难，计生是处罚易取证难。“他们是跟你斗智斗勇呀！”
到了2000年前后，引流产女婴泛滥引起了高层注意。田雪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十多年前我就写了文章，题目就叫《高度重视出生性别比可能带来的危机》，已经提到危机这个词。”文章发表后，国务院秘书长和其他领导都做了批示，国务院随即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国家计生委等部门参加，还请了几个专家来，田雪原在会上做了中心发言。接着，中央也出台了一些打击措施。
“2000年后，计生工作重点开始转向打击‘两非’，县计生委设立了‘打非办’”。安徽某县打非办主任杨锋说：“说实话，打击效果并不好，需求太大，利润太高，简直是野火烧不尽呀！”
B超刚普及时，黑诊所主要集中在县城和乡镇，“我下去，一次要收四五台B超机。96、97年，那时机器很贵，一台3万块钱，但也拦不住一个镇至少有一台。鉴定一次性别收60到80块。查出是女孩便宜点儿，查出是男孩就贵点儿，因为查出男孩就是一次性买卖，查出女孩他们还能通过流产再赚一笔。”杨锋感叹：“引产一次600多块，干两三个月就把本赚回来了。”
丰厚利润让这个“黑市”愈发火爆，县医院大夫、个体医生，甚至有些完全不具备行医资格的农民都卷进这个产业链中来。“黑诊所一般地点隐蔽，它们先散发名片，联系上就拉上车，车的窗户都用黑布蒙上了，看不到外面，车绕来绕去，几下就让你彻底丧失了方向。甚至还有的就在车上放一台B超机，流动作业，非常难逮住现场。”
“刚开始没有专门的规章制度，不知道怎么弄，只能摸索着干。”2005年，安徽在全国率先推行异地办案，开始赴外地打击两非。“这一是因为周边的被打掉许多，二是外出流动人口增多了。”杨主任所在县最常去办案的地方是北京市朝阳区。“先要带上介绍信去跟对口单位联系，去之前，由线人摸清情况，然后我们充当举报人的身份，举报到监督部门。再然后，就充当向导带着执法部门进行执法。”
在杨锋看来，异地打非基本就是魔道斗法，每次行动都像一部动作片。2007年，杨峰等人到北京办案，一行十几人开车到一个藏有黑B超窝点的菜市场查处。出于谨慎，办案人员中途就下了车，但还是被对方察觉，赶到现场时只发现了被藏起来的一台高档B超和价值三万元的药品。“我们的车停在被查抄地点的两百米外，查抄结束后远远看见几个彪形大汉在拍我们的车牌号。我们回当地卫生监督部门办公室做查证的路上，被跟踪了。进了办公室，就被两个彪形大汉一左一右堵着门，一个镇计生专干被吓得腿哆嗦。”最终在监督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们才得以偷偷走后门，从地下车库逃出来。“出来后，大家惊魂未定，怕再被跟踪，打了个车到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大圈后，才敢拐回宾馆休息。”
安徽异地办案模式后来被推广。从此，一列列飞驰的火车载着全国各地的县级、乡级计生工作人员们驶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试图揪出导致本地妇女不断流产的“罪魁祸首”。
据“两非”案件信息管理系统统计，2007年7月到2014年底，全国共立案“两非”案件两万多起，破获1.6万件。杨主任所在县是打非先进县，两三个月时间，该县计生委的登记簿上就已经登记了约1500件黑B超案件。“但打掉的，相比逃脱的，只是极少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