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李昌平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高度总结了十多年前的三农特征。时至今日，看着农村动则上百万建筑成本的花园洋房、80%劳力进城务工经商、大多数农村房屋空置、很多农村小学变为养殖场，觉得用“苦，穷，危险”不能再说明当前的三农问题。笔者认为当前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分化、农业弱化、农村空心化”。
一、农民分化
第一，户籍农民不等于职业农民，“农民”需重新介定。我们通称的“农民”包含户籍意义和职业意义。与城镇人口相对应的“农村人口”是户籍管理上的概念，而“农民”则是职业概念。本文仍然按原政策口径将“户籍农民”简称为“农民”。
中国到底有多少农村户籍人口呢？据2011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乡村人口6.74亿人，占总人口50.32%。这里的乡村人口指乡村常住人口，而不是户籍人口。2012年国家发改委李铁说，“我国有6.9亿的城市人口，户籍人口只占73.5%，农民工有2.2亿。”按照这个数字推算，我国农村户籍人口约为8.3亿，约占我国全部人口的62%。事实上，至少还有1亿到1.5亿农民处于城乡之间来回流动的状态,所以，实际长期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可能不到5亿人，占户籍农民的60%左右。
40%的户籍农民在城市，职业呈多元化，已非为职业农民。制订农村政策，如无视规模分化如此之巨的户籍农民与职业农民，仍混为一谈，肯定文不对题。
第二，农村劳动力大部分进城务工经商。农村户籍人口约为8.3亿，60岁以下的劳动力约50%， 2.2—3.3亿进城务工经商，超过农村劳动力的50%。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的主体在城镇务工经商。研究当代农村问题，绕不开农民工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红利主要在农民工身上得到体现。城里的重活、累活、脏活基本上是农民工在做，农民工成为工厂最吃苦耐劳的群体。但大多数农民工又不愿意回到农村去种田，因为在城市能够按月获得现金收入，没有干农活那么累，还可能获得发财机会，他们习惯了城市生活。所以绝大多数农民工的梦想，是在城里拥有自己的住房，子女在城市就学，象城里人一样全家团聚，按时作息。
第一代农民工有浓厚的乡土情结，人在城里，根在乡里。他们挣了钱，首先是把老家的房子改建，准备到乡里养老。而“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比上一辈高，对体力劳动的耐受能力比上一辈低，对农村情感比上一辈淡。在外出打工的村民当中，“新生代农民工”占到约60%的比例，他们虽然有农村生活的经验，但是却少有农业生产的经验，也没有培养起对土地和农业的情感。这一批人不愿意回到农村生活。
第三，城郊农民成为集体土地资产受益主体和利益博弈主体。城郊的农民凭借地缘优势，成为农民当中一个特殊的群体，既获得更好、更多的地利，又陷入利益博弈场。
一是城郊农民的土地收益高。一般而言，城郊种植蔬菜的农民，年收入约为农民平均收入的三倍；城郊土地租金约也在相对边远地区的二倍以上。
二是城郊农民成为征地拆迁的受益主体。虽然当前征地拆迁官方价格并不高，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因城市扩展被征地的区域，农民普遍富裕起来。征地分红和房屋、门面出租等使失地农民获得持续收益，远远超过种植收入。特别是城郊农村的村组干部，通过合作开发等形式，更成为征地拆迁的最大受益者。
三是城郊农民成为农民利益博弈主体。由于城市发展和工业园区建设在地域选择上的不可替代性，征地拆迁不可避免，给城郊农民带来喜与忧，也由此产生要高价与强征强拆的博弈。湖南省一县域工业园招商引资某企业，历时五年，选址三处，都因个别农民不愿拆迁，至今未能落地。如一农户的蔬菜地要价100万/亩，征地部门感到无计可施。
第四，农民群体分化、利益多元、收入差距扩大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也造成农民的利益诉求多样化。
在乡务农的农民，希望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在城里落户，然后把全家迁入城市，并无偿放弃村组集体资产。而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却希望家乡的资产能够资本化，能够变现，同时希望在城市落户的成本不要太高。
城市周边等待征地拆迁的农民希望农地彻底私有化，农地能够直接转变为建设用地，或者直接卖给开发商，失地农民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但问题是，如果大幅度提高征地拆迁的成本，影响公共服务投入，农民进城落户的成本也将进一步推高，对农民工就业和落户城市都是不利的。因此说，被征地拆迁的农民与其他农民的利益是负相关的而不是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