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说明，一个家庭农场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它的经济决策会同时取决于这两个方面；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单位则不然，它只是一个生产单位，其员工自身消费的需求不会影响到企业的经济决策。这是个关键的不同。（Chayanov，1986［1925］：1-28）恰亚诺夫虽然没有将“人多地少”的小农经济作为他研究关注的核心，但他仍然极具洞察力地指出，一个家庭农场，如果没有适度面积（相对其劳动力而言）的土地，会在报酬递减条件下在现有的土地上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来借以满足自家消费的需求。而一个资本主义经营单位，则不会这样做，一旦其边际劳动成本变得高于其边际收益，便会停止投入更多的劳动力（雇用更多的劳动力），因为那样是会亏本的。而家庭农场则不同，它必须满足其自家的消费需要。（Chayanov，1986［1925］：118）同时，正因为它投入的是自家的劳动力而不是雇用的劳动力，他不会像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单位那样计算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成本和收益，而会主要关注其最终收成是否能够满足其家庭消费需要。基于此，恰氏构建了其著名的消费满足度和劳动辛勤度之间的均衡理论，来突出这种非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决策和行为。（Chayanov，1986［1925］：尤见82-84）其目的不是要说小农家庭农场完全遵循如此的逻辑，而是要说明这样的逻辑在小农经济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此外，恰氏还系统分析了一个家庭农场在什么样的经济情况和刺激下，才会进入手工业生产（包括其出卖的部分）来辅助其种植生产（Chayanov，1986［1925］：第3章），什么样的情况和逻辑下会投入更多的“资本”（即肥料、畜力等）来提高其生产和收益。（Chayanov，1986［1925］：第5章）恰氏要证明的是，这些决策都有异于一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单位，它会受到其特殊的“家庭农场”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的组织结构的影响，即既考虑到其收益，也考虑到其消费需要，不会考虑到雇用的劳动成本而会从使用自家已经给定的家庭劳动力来决定其经济抉择。这一切绝对不是说家庭农场是自然经济、与市场不搭界、与收益考虑不搭界，而是要指出，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决策单位是与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单位有一定的不同。
恰氏确实反对资本主义的纯粹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经营的基本逻辑。他确实认为那样的经济组织是不人道的。但他决不因此而拒绝市场、拒绝盈利。他最终打出的设想是通过以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合作社来提供从农业生产到农产品加工到销售（即他之所谓“纵向一体化”）的服务，为的不是资本的盈利，而是为了把从市场所获得的收益，更公平地分配给小农家庭而不只是拥有资本的公司或资本家。（Chayanov，1986［1925］：第7章，尤见263-269）但这绝对不是因为他认为小农经济是没有商品经济、没有交换和交易的“自然经济”。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经济理论家，如果他真的把当时的小农经济视作为一个非商品的“自然经济”，意味的将会是对事实情况的完全忽视和误解。恰氏绝对不会那么想。
恰氏的最关键贡献其实在于他的理论特别适用于理解人多地少的中国农业经济，更甚于他自己最关注的相对地广人稀的俄国及其小农经济。拙作三卷本已经详细论证，由人口压力所推动的“内卷型商品化”（为了消费所需而从相对稳定但低收益的粮食，改种更高总收益但更高风险的商品化棉花和蚕桑，并加入棉纺织以及缫丝的手工业生产，伴之而来的是单位劳动日收益的递减，但是单位土地收益的扩增）。（黄宗智，待刊：第2卷；黄宗智，2000［1992，2006］）在应付消费需要的压力下，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具有特殊的坚韧性和经济性：它可以高效、廉价地结合两种不同的生计，像依赖两柄拐杖那样来同时从两种生计来解决自己的消费所需——在明清时代是种植业与手工业的结合，今天则是农业与外出打工的结合。（黄宗智，2011）这些是对高度商品化和半无产化的小农经济的认识，绝对不是把“小农经济”等同于“自然经济”的认识。当然，中国农民半无产化地分出部分家庭人员进城打工的经验实际，是恰亚诺夫在20世纪初所不可能清晰认识到的。
以上的分析是对恰氏理论的延伸和补充，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中国历史实际而对他理论的修正。但他聚焦于家庭作为特殊经济组织的洞见和启发乃是以上的分析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