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化、货币化渗透每个角落。过去的换工互助，现在成为直接支付工资的雇佣，按天收费，一点不含糊；过去走亲访友，带点礼品，或者自己亲手所做，或者到商店精心挑选，现在一律直接给钞票，并且已经成为人情的一种，不仅过去轻松的亲朋聚会之乐少了，反成一种负担，各自要在心里记住欠谁多少，或者谁欠我多少；在土葬习俗未改的情况下，过去周围的人一齐到场，热热闹闹、轻轻松松的就组成了抬柩队伍，现在总担心是否能够把个笨重的棺材抬上山，甚至职业化的抬柩人员已经出现，给钱办事，买卖而已。当一切都货币化，也就失去了往昔的人情与社区认同。
传统手艺的消失。农村过去在应付物质匮乏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的技艺，这些技艺既是对物质的极大节约，又塑造了大量生活中的艺术品。但在工业产品充斥的时代，这些都不存在了，或者至少是濒临消失。过去精巧的竹篾器具，古朴实用的石磨、不用任何铁钉胶水的桌椅，别致的蓑衣、斗笠，等等，都渐渐被一些县城周围的所谓农庄搜集去了，为的是给食客们看一看，意思是已经进入博物馆了。取而代之的，一律都是粗糙的、无法自然化解的铁质、塑料制品，甚至很多家庭的餐桌，直接以一块大的地面砖作为桌面，取其光滑易擦。过去红白喜事，都有村中的大厨，带领一帮人整治出一桌桌美味的饭菜，虽然都是本地常用食材，却色香味俱全，规规整整4×4的十六碗摆放方式，现在却都消失了，美其名曰学城里，圆桌、浅碟加酒精炉，菜品则更不足道，甚至有煮整鸡蛋径直当作一道菜的。曾经被托尼称之为中国宝贵财富的民间手工艺，从此似乎走到了尽头，以粗俗代替精致，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呢？我们一再批判西方文化霸权，叫嚣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却忘了最基层的传统文化正在自我毁灭。
基层是否还有行政？
按照当前的行政体系，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的自治组织，不算一级行政单位，但事实上又存在一个行政村的概念，往往几个自然村被合并到一个行政村里，有什么对上和对下的事务，还是以行政村委单位进行组织。那么在当前，我们的村庄到底有哪些自治？又有哪些自上而下的行政？两者如何衔接？国家的政策，最终如何落实到村民中去，行政的这最后毛细血管是否畅通？
象征性的自治与行政：从村子里了解到的情况是，村委的自治作用，仅仅体现在村民之间有纠纷产生时，可能会到村委的人来评个理，但因为村委的人与不同村民之间的关系远近不一致，村委在裁决时，或多或少，存在偏袒现象，即使公平裁决，当事各方往往也认为存在偏袒，对村委的信任，一半只存在于关系更近的一方，往往不大容易达成纠纷双方都认可的方案，所以事实上所起的调节作用还是有限，其结果，村委一般也不大情愿出面调解纠纷。而行政，大概就只存在低保名单的确定之类的事情了，可以说基本无行政可言，与多年前需要催缴农业税、上缴提留款的时候大不一样了。这样，从积极的意义上理解，村民是完全自由的，不受干涉（比如村子里有嫁出去的女孩，在娘家超生，而无人问津），从消极的意义上讲，村民就是完全自生自灭，贫富、强弱、智愚、多寡，都一任自然法则摆布。
分裂的村委：在村委几个成员之间，居然也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尤其是书记与村主任之间，各成一派，凡是对方拥护的，我就反对，势同水火，全然无视村民本身的迫切诉求。书记以其母系、父系亲属都是本村居民，亲属范围较广，所占势力也就不小，而村主任也是靠了亲属范围较广的优势，得以获得这一位置。所以虽然行政不多，但凡是涉及些许小利，都分裂为两个阵营，互相过不去。典型的比如，在修一条通往一个自然村的简易马路时，因为工程是由村主任牵头，书记一系就出现了钉子户，路不能通过，最终以大打出手，强行通过而告终。在乡村，家族与村务之间，难免会出现这种不愉快的冲突，但如何超越家族局限，以一村为务，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
漠视民生：正如上面所言，象征性的行政，导致村民的自生自灭。仅就道路而言，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由国家组织修路，有一条路从村中穿过，但各自然村，一直没有摆脱肩挑背扛。直到本世纪初，各村的老一辈村民，哀叹再也背不动、挑不动了，自发组织修个简易公路，男女老幼齐上阵，以一个冬季之功，勉强修通简易路，但在山区雨水冲刷下，总是路难行，大卡车进不去，小三轮摩托车总是跳跳蹦蹦的跋涉。而这一自发工程，没有得到行政村的任何协助。在全国乡村道路硬化的大背景下，是可以由村出面，通过打水泥路而领取相应的资金的，可还是没有人牵头。当然，村委的成员，都住在过去修的马路边上，并无迫切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