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你是1950年代出生的，你小的时候，宗族、宗教的东西乡村里还有？
贾平凹：都有，我小时候这叫老者，就是德高望重的乡贤、乡绅。生产队、党支部没办法解决的一些问题，还得请这些老人来处理。我村有几座庙，有关公庙，娘娘庙，还有土地庙，马王庙，牛王庙。谁要做了亏心事，就把你拉到庙里去对着神发个誓，他就不敢了。
社会的维系，是有秩序的。有茶杯，必然就有茶碗，有茶碗必然就有茶座，有茶座必然就有茶凳子，这是一套秩序。现在有些配不上套了，这百年以来，战乱、灾难、运动太多，今天消亡一个环节，明天消亡一个环节，慢慢都消亡完了。
南方周末：过去地主对乡村秩序的影响是挺大的。
贾平凹：大的地主我没见过，我们那的地主，我见过。富裕地方有富裕的地主，贫穷地方有贫穷地主，我那比较贫穷，地主都是省吃俭用的，有些钱就买地去了，土改把你划成地主了。
但是改革开放后，发财的人，不少是以前成分不好的人的后代。实际上它一个是机遇。一个是他重视文化，思维比较开放，有这机会又复活了。这草啊，春风一来，它又绿了。当年那些贫困的人，很多现在还是贫困的，因为他老不注重文化教育，几十年以后又恢复到这样。
2.我有一个内线
南方周末：《老生》里你还写到土改。你是自己有印象，还是通过调查获知的？
贾平凹：我是1952年生的，土改那几年。我那家族当时22口人，我三伯父那时是乡政府干部。我一个朋友他哥，当时也是乡干部，专门到一个村子搞土改，他（后来）给我讲了很多东西。土改基本上是我听来的。当时是地主要凭看，富农凭算的，算你这一年有多少长工多少短工，到一定程度，就是富农；地主是看你有多少地。
南方周末：政权对乡村的管理，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变化？
贾平凹：我见过好多农民，说天底下种地的从来没有说不交税的，现在让你不交税了，而且还要给你钱，这对农民挺好的，国家要给你生活低保，给你医疗保障，让你的孩子上学……政府确实想了好多办法。但挡不住人到城市来。
现在有一个趋势，大都市的人到乡下来，乡下人要到城市去。一方面，有些城市人口爆炸，环境污染，一方面农村衰败，也没有人。
社会发展其实都是交织着前进，这一阶段恶的东西多一点，再过一个阶段，或许就好了。所以也不必悲观。
南方周末：你的《带灯》写一个乡村的综治办主任，我觉得还是比较温暖的，你怎样得到那样的现实材料？
贾平凹：我有一个内线，当时我认识一个乡干部专门搞这方面的，他每天跟我联系，到现在还是。每天乡政府做什么我都知道——发什么文件，哪天县上谁来，今天他学什么，每天都跟我发短信。他也发表自己的意见。
原来对乡政府怎么个维稳法，咱们说不来。那样一看，确实累。我去过他那两三次，那些材料基本上都是那个时期发生的事情。上访的那些人里面，成分也特别复杂。有些确实是冤枉的，导致各种政策落不实，或者没人管，或者上一届的事情在这一届积攒下来。但还有一些是人心问题，偏执、胡搅蛮缠的人，有些是想挣些钱，事情弄到那，他不得下来了，各种原因。
一会收烟，一会征兵，一会领导来检查，要求每个人发现领导来检查，必须及时汇报，必须要在村里布置多少东西，墙上要写什么东西，有意思得很。
南方周末：你写农村，每部作品都非常不同，是否出于整体作品结构的意识？
贾平凹：你总得变化。这个名利场，淘汰得特别残酷。和我一块写的人，大部分都不写了。原来和你同辈的人在那比着跑，后面更年轻的上来。这伙人年龄小，接受的新东西多，逼着你也接受新东西。提高那么一点点都很费劲，但是你都要尽量提高那一点点，都要变化。
南方周末：新作品写什么？
贾平凹：我最近了解农村拐卖妇女的情况。为什么拐卖妇女？如果没有买妇女的，就不可能形成一个拐卖妇女的产业链。
大量的偏僻农村，年轻人有本事的都走了，太穷的、智力不行的、身体有病的，留下了。但是所有女的都走了。这些男的还要生活，要繁衍后代，只好想办法买媳妇。大家都很气愤，坚决要把拐卖的人解救回来。但那些地方的那些人可能永远娶不上媳妇，现在不关心那些人，这也是个（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