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今年六月，似乎是留守儿童的多事之秋，继“贵州留守儿童四兄妹集体喝农药自杀”事件后，又发生了“湖南衡阳12岁女童毒死同学”事件。我们为生命消逝而惋惜的同时，不禁想问：为什么有关留守儿童的悲剧事件一再发生？到底谁该为留守儿童问题担责？为了解开留守儿童问题背后的症结，破土特推出本期“留守儿童专题”，邀请留守儿童研究、农民工问题研究的相关专家、学者就这一问题发表见解，希望他们的阐释能解开我们心中的疑惑。本文原标题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阶级创伤”——由“留守儿童事件”引发的思考》，为上海行政学院刘建洲教授作品，他从阶级创伤的视角为我们理解留守儿童问题提供了新视界。
破土：近年来，留守儿童及其引发的相关社会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乃至中央高层领导的高度关注。特别是今年六月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贵州四名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身亡”事件，“湖南衡阳12岁女童毒死同学姐妹”事件，更是引起媒体和网民的热议。并非巧合的是：毕节四兄妹的母亲因为不堪家暴逃离了家庭，投毒女童小雯（化名）的母亲，也在五年前离家出走。有人将这些儿童称为“失母儿童”。尽管他（她）有自己的母亲，但这些母亲们由于各种原因抛夫弃子、远走他乡。请问L教授， 您怎么看待这种巧合？
L教授：托尔斯泰有句名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对留守儿童而言，我们看到的悲剧和不幸，虽然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但原因却高度雷同。当然，“失母儿童”只是一个很表面化的归因。更深刻的归因在于，这个群体正在失去基本的共同体——家庭。这一点我们从每年消失的村庄数量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很多农村家庭的现状是这样的：爷爷、奶奶与孙儿孙女在老家，父母在外打工，还很可能分居两地。留守儿童并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整体，但就总体而言，他们面临的制度安排却高度雷同。如果我们抛开各种苍白的道义评判，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流动农民工、留守老人、留守儿童，他们构成了“农民工生产体制”制度安排中的一颗颗小棋子，正是这些小棋子、小人物的奋斗和遭遇，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巨变和转型基础。他们的人生际遇之所以引起大家的关注，正在于它折射的是大历史背后小人物的命运。但历史的吊诡在于，在中国这样一个工人阶级国家，传统的共同体（村落和家庭）处于不可逆转的消亡中，新的共同体（比如工人阶级社区）却难以形成。
破土：最近，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李亦菲主持完成的《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调查报告，从心理学指数的角度对留守儿童的心理状态特别是危险程度进行了评估。我们也关注到，不同的学科对农民工问题和留守儿童问题做出了不同视角的解读，有些解读甚至大相径庭乃至相互对立。您如何评价这些不同的解读？
L教授：我对李亦菲教授的工作表示敬意。每当一起关于留守儿童的事件发生和被有关方面成功应对之后，总会出现各种解读、解释和阐释。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学者立足于不同的学科视野解读悲剧性事件，最终的目的当然在于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更高的抱负，是通过社会干预、政策倡议等方式，来改变产生这些事件的结构性因素。这当然很艰难。我特别尊重那些通过解读来揭露现实、介入现实、改变现实的学者和网友。很遗憾的是，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解读拘泥于自身的学科，缺乏“美人之美”的气度，更没有“美美与共”的勇气；还有些解读和点评，简直就是“精神鸦片”或“精神砒霜”，它们有意无意遮蔽社会现实、回避社会现实，甚至将个人苦难的社会因素和历史源流抽离出来。我倾向于进行一种综合的解读和诊断。
很多社会学者对心理学的解读和工作表示质疑。原因在于，心理存在着严重的个体主义方法论预设；另外，心理学的解释及其提出的应对策略，往往缺乏结构的视角和历史的视野。应当说，社会学家的这些质疑，有其合理之处。但是，我们要看到，心理学自身有着极为庞杂的学科体系与不同的研究取向。社会学同样如此。谁能说社会学就一定是批判性和建设性兼备呢？我有时开玩笑地调侃，很多发表了多篇农民工或留守儿童研究文章的社会学名家，很可能连一个农民工朋友或者留守儿童朋友都没有。这可能是苛责他们，因为按照“价值中立”的原则，和研究对象交朋友反倒是不正常的事情。其实，从应用和操作的角度而言，心理学的视角和具体做法，优势颇多。毕竟，解决个人的心理问题，诊断、筛选出可能存在“问题”的农民工与留守儿童，要比社会学者注重改变宏大的“结构”，要相对现实和容易得多。我倾向于进行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综合。毕竟，结构性问题往往通过个体的心理创伤表现出来；而在劳工社会学中，阶级的结构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结构。这样的综合，要求我们转换一种思路，不妨将留守儿童问题看成是中国社会转型期“阶级创伤”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这种屡屡出现的“阶级创伤”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现实和历史，还能够感同身受、反观自我，从而对大历史背后小人物的命运，有一种深刻的“同情的理解”。这样，我们提出的对策，也不至于掉到“精神维稳”的陷阱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