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由来和发展
——共和国重大决策之三十
安徽省原省长、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官 王郁昭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农村所进行的改革，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伟大实践。
农村改革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是普遍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广大农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逐步探索创造出来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形式是包干到户(又称大包干)。这一责任制形式由皖东凤阳县农民首创，率先兴起于滁县地区。与其他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一样，大包干的产生、发展，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是纠正“左”倾错误、拨乱反正的伟大成果，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思想唤起并激发了农民的创造精神的结果。
70年代末，位于江淮之间的皖东农村生产停滞、经济困难。滁县地区农村人均口粮只有500斤左右，社员集体分配的人均年收入只有70元左右。在定远、凤阳、嘉山等贫困县，不少社员人均口粮只有300斤左右，人均年收入只有50元左右。一些地方合作化以后20多年来的集体积累，折价不够抵偿国家银行贷款。从60年代初开始，每到冬春季，全地区总有大批农民扶老携幼、逃荒要饭。1978年，滁县地区遭受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灾，粮食大减产，农村经济岌岌可危，农民愁思百结，干部焦虑万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群众发起了对旧的农村经济体制的冲击。
1978年9月，滁县地委召开全区四级干部会议。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极左路线和思想还没得到清算。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已经进行了几个月，两个“凡是”的观点正在受到质疑，各级干部群众的思想正在活跃起来。会上，许多公社书记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我国农业长期上不去，原因究竟在那里？一个公社上不去，两个公社上不去，为什么全区240多个公社都上不去？难道我们这些公社书记都是笨蛋吗？
他们强烈要求地委解放思想，放手让下面干。干上去了不求表扬，干不上去自动下台。分组讨论中，来安县和天长县一些公社介绍了他们试行的包产到组、以产计工、小宗作物田间管理责任到人、超产奖励的责任制以及对基层干部按工作实绩进行奖励等行之有效的办法，引起了与会干部的极大兴趣。但这些办法在当时还属“禁区”，被称为“秘密武器”，只能暗中实行。会后，地委一方面把情况向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作了汇报，一方面组织人员到这些社队进行调查。
早在1977年春，地委曾从抓年终分配入手，在全区推行了“一组四定”责任制，即“划分作业组，实行定任务、定时间、定质量、定工分”。这种责任制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不联产，不能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农民并不满意。不久，来安县烟陈公社魏郢生产队采取包产到组、以产计工、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办法，增产效果十分显著。1978年全公社许多生产队因大旱粮食减产，这个生产队却增产30%。天长县新街公社在抗旱中实行棉花管理责任到人、超产奖励的责任制，单产提高89.6%。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出现和成功使地委的思想大大解放了一步，在万里的支持下，地委以文件的形式将几个典型调查报告印发全区，要求各县先在一个大队或一个公社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但是，文件下达后，各县纷纷要求扩大试点范围，许多社队干部群众上门争当试点。随后，一些不是试点的生产队也自发地干起来了。到3月底，全地区实行包产到组、包干到组、联产计酬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68.3%。
“双包到组”责任制的推行伴随着激烈的争论。反对者认为这种责任制不符合“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是“三级半”所有，影响了农业集体化的性质，要纠偏。1979年3月15日，报纸上发表了甘肃省一位读者的来信，标题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来信人认为“现在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的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也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报纸还加上编者按，指出要“坚决纠正”。发表在党报上的读者来信强烈地震动了滁县地区的干部和群众。有一些同志心有余悸，认为读者来信有“来头”，惶恐不安。针对干部群众思想上出现的波动，地委认真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特别是认真学习邓小平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认为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待农民群众创造的责任制形式；评价这些责任制形式的优劣，应当从实践出发，而不能从条条框框出发。实践已经证明，这些责任制形式受到农民的欢迎，并且促进了生产的发展。随后，地委向各县发出电话通知，明确指出：各种形式的联产责任制是符合三中全会精神的，当前春耕生产已经开始，各种责任制形式都应当稳定下来，不要变来变去。各县县委态度坚决，有的表示“春耕已经开始，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动摇”。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明确指出：“三级半有什么不好？这是经济核算嘛，四级核算也可以，家庭也要搞核算，那不是五级吗？”并指出：作为报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都是可以的，别人可以写读者来信，你们也可写读者来信。这好比乘公共汽车一样，别人打票乘车，你也可以打票乘车。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要靠实践来检验，决不能读了人家一封信就“打退堂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