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失去故乡的中国流动人口，蓝宇蕴的态度并不那么乐观。她以东莞为例讨论了人口迁徙对“人”这一主体的影响。她提到，随着大批人口迁移，中国出现了一种流动的劳动力体制，人群的流动不仅仅是空间上的概念，还带来了就业、生活方式以及人际关系重组等各种问题。对城市中的企业而言，高流动导致难以建立企业文化，也不容易积累生产经验。流动人口中有大量单身劳工，这些青壮劳工在城市中不仅面临着生存和工作的压力，还普遍存在着性压力及情感问题。在乡村，人口的流动导致留守老人缺乏照顾与关心，造成了许多农村老人自杀的现象；此外，留守妇女和儿童也是亟需关注的问题。
把乡愁留住
不过，对于正在被城市化改变的农村故乡，蓝宇蕴认为危机和希望也在这里并存。虽然大量人力、资金流入城市给农村建设带来许多问题，但同时也让农村开始思考如何发展规模化生产，以促进农村自身的现代化。
在土耳其，农村地区空心化问题也很严重。蕾拉·涅兹提到了两个有趣的新现象：一是由于旅游业发展，一些乡村被保留下来，并且为大量当地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二是受到环保的启发，一些对城市生活感到失望的土耳其年轻人回到乡村发展有机农场，希望在新观念的支撑下重新过上一种简单的乡村生活。
蓝宇蕴发现这种现象在中国也愈发普遍。当人们对城市喧闹感到厌烦时，就会从心理寻找精神寄托，或者付诸于行动。这恰恰说明乡愁和人性相关，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她认为留住乡愁有两种途径：一是把原来的故乡建设好，二是将在城市里获得的资源带回家乡。
融入归根结底是一个利益问题
在土耳其，政府、市场和移民三方一起努力解决了流动中产生的问题，蕾拉·涅兹认为不能一味等待政府提供解决方案，移民必须主动去改变自身生活。目前，市民组织已经在土耳其大城市中颇具规模，这些组织都有自己的诉求，通过民主方式改变着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她相信，当所有移民都在居住地获得公民权利后，故乡的概念也会改变了：它将成为一个所有人都能在其上各得其所的民主空间，而不再是靠排他性文化塑造起来的封闭土地。
蓝宇蕴则认为，在中国，最根本的还是要破除自利性的公共服务，让流动人口融入城市，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制度保障。不过这归根结底是一个利益问题——因为任何融入都需要大量成本投入。该由谁来承担这种成本？这就涉及到了公共财政分配，甚至整个政府体制的改变。
转自：Lens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