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渐行渐远
城市中国面临棘手问题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蓝宇蕴认为，故乡是中国人热爱并且用以托付自身的地点，但城市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对故乡的认识。2013年，中国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这意味着延续了几千年的乡土中国渐行渐远，一个城市中国正在崛起。城市中国的崛起带来了诸多问题，其中，如何处理好大规模人口流动中出现的社会排斥与社会整合，以及如何将乡村流动到城市的几亿人口整合进当下的社会制度结构中去，是中国面临的棘手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城市中普遍存在的“城中村”是典型的例子。它是一类由社会排斥形成的区隔性社区，但存在具有生机的小型经济和文化传承，蓝宇蕴称之为城市化中一座“土”的“桥”，而这一桥梁在今天也普遍面临着被清除的命运。其中的城市移民该何去何从，是担忧也是挑战。
在中国，由于流入地的公共服务几乎对外来人口封闭，流动人口在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公共需求被忽略，于是出现了一种“自发市场化”的现象：比如城中村中广泛存在的打工子弟学校和小型诊所。这些机构的服务质量极差，很容易出现了打工子弟学校老师性侵犯小学女生、黑诊所草菅人命等各种现象。蓝宇蕴认为，部分地方政府在流动人口政策方面的管理十分不协调，该管的地方没有人管，而不该管的地方又管得太多。这样的忽略和伤害正使移民社区变得愈发封闭和具有防御心理。
被乡村改变的城市
伊斯坦布尔萨邦吉大学教授蕾拉·涅兹介绍说，历史上，土耳其在上世纪50-70年代也经历了大规模的城市化。当时，大量的农村人口出于经济原因自主移民到城市，和中国今天的状况十分相似。不同的是，土耳其的农村移民迅速占领了大城市，并在城市生活中融入了诸多乡村生活的特点，这种“乡村化”不仅改变了城市面目，也丰富了土耳其作为现代国家的新形象——它不仅是现代化的，也保留了乡土社会的风范。另一方面，最早一批移民获得了城市边缘地带的地权，他们后来通过将土地卖给开发商致富，将原来的城中村变为高楼大厦，反而成为了后期城市化的有力推动者。如今在伊斯坦布尔，真正的当地人少之又少，但大家已经接受了“伊斯坦布尔人可以来自四面八方”这一事实。这可以说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融合。
然而在中国，“移民占领城市”的现象并很难发生。蓝宇蕴认为，其中的根本原因仍是政策性区隔——尤其是城乡户籍制度。在中国，城市的公共制度体系是以户籍为基础的，把没有户籍的流动人口排斥在外。因此，流动人口规模再大，也难以获得话语权上的优势。
迁徙背景下的排斥
蕾拉·涅兹提到，本地人口对外来人口的歧视及相互对立，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都可能导致虐待甚至暴力的出现。在伊斯坦布尔，移民和当地人之间的此种分裂已经成为了十分严重、并且危及安全的问题。为了自我保护，许多移民的年轻人放弃了更好的大学，而选择去自己区域的学校读书。
在蓝宇蕴看来，在中国，排斥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制度性排斥，比如户籍制度的限制，这个力度比较大。二是非制度性排斥，比如流动人口和本地人文化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这种排斥通过沟通与磨合可以慢慢消减。
“无家的一代”
对于移民，故乡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彻底改变，他们也需要在流入地重新构建属于自己的身份。如果说第一代移民还梦想着“告老归田”，那么在非公民待遇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移民，则成为了“无家的一代”。
蕾拉·涅兹介绍，在土耳其，无论是从东部到西部的本土库尔德移民，还是从本国到欧洲的土耳其移民，他们都在新环境下建立起了“多重身份”：一方面，他们和成长于其中的新社区有着亲密感情，另一方面，他们也通过想象，用失去的故乡塑造着自己的身份。比如在柏林，大量土耳其年轻移民从未回故乡生活过，但却通过传统音乐、传统习俗强化着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身份。
蕾拉·涅兹认为这种“想象中的身份”是一代人必经的无奈，它在语言、文化方面也带来了极大的创造力。也许没有必要再去纠结“我究竟是谁”，而应该去搞清“我寄情于何处，我到哪里去寻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