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尤其是农民为这种苏式工业化道路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工业化积累从农业拿走了太多的剩余，只剩下维持生活的基本资料，甚至有时还不够，直至发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人的惨剧。在只有基本生活资料的约束下，生产队只能按人口分配，不按劳动力的投入分配，劳动力投入缺乏激励，必然普遍出现"大锅饭"、"大哄咙"的现象，对于当时的简单农业劳动而言，劳动力的投入是决定性的，所以最终农村经济没有效率。
苏式工业化道路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必然产生"资本排斥劳动"的内在机制，1952年到1977年间的国家工业化中，工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上升了30个百分点，而工业就业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口的份额只上升了10个百分点，农村城市化远远滞后于国家工业化的进程。
更为严重的是，为了实现最大限度地从农民手中获得低价的农产品，维持限定的城市人口低工资和低消费，以得到更多的剩余来获得积累，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令，通过户口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把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分割开来，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制度矛盾，这一矛盾在今天依然是解决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制约。
但是，对这种工业化道路负面后果的反思不能成为根本否定这个时期的理由。
我们首先要看到工业化的巨大经济成就。正是这种工业化发展道路，使得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国家，成为一个工业化体系齐全的国家。据有关统计，1979年中国在主要工业品生产总量上已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这个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在今天仍受到世界的重视。这是无法抹煞的事实。
人民公社还成功地以最少的资本投入和最多的劳动力投入进行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基本解决了农村的基本社会保障问题。尽管保障水平很低，但做到了生老病死有依有靠，鳏寡残疾有所照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那时社会与人心的稳定感、凝聚力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特别是在当时为了维护国家民族主权的独立，不仅是在战争时期、在战场上，在和平时期的国家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人都作出了巨大的奉献，甚至是生命的奉献，所以说那个时代是"英雄时代"。如果一个民族否定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那么就不会再产生英雄，会产生什么？这是每个人都需要加以思考的问题。
农民问题：就业危机
综观中国的各种问题，我斗胆断言，中国的农民问题依然是当下乃至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基本问题，而且我不想说是"基本问题之一"，其他的问题都是派生的或非战略性的。
如果说20世纪农民问题是土地的问题的话，那么，今天的农民问题是就业问题。为什么这样说，我先来算一笔帐。根据统计部门的统计，今年农村劳动就业人口会达到5亿人。但在农村18岁以下、60岁以上，只要有劳动能力的人，依然进行劳动，算上这部分半劳动力，农村有劳动就业能力的人口估计达到6亿人左右。根据劳动力与土地的正常配比，农业只需要1亿左右的劳动力，这就有5亿左右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到非农就业上去。从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1996年乡镇企业发展颠峰期大约解决了1亿4千万的农村就业，但要考虑两个因素：
一是乡镇企业大规模私有化趋势。由于乡镇企业代替政府承担了解决农村就业的功能，但1994年以后国家在税收和金融政策上没有给予优惠，导致企业和地方政府在负债上升的压力下大规模私有化。一旦私有化后，乡镇企业必然把过去的"社区就业最大化"目标改变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加强市场竞争力，乡镇企业提高装备系数，也导致资本排斥劳动；二是乡镇企业本来就有一半是两栖就业，业余务工的劳动力并不完全脱离农业。考虑到这两个因素，目前乡镇企业解决的农村就业估计在6千万左右，农村还有4亿4千万左右的剩余劳动力压力。
自1992年开始，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目前估计接近1亿人左右，但这部分与乡镇企业的农村就业有重复之处，净就业人口估计在7-8千万左右。这样总算下来，农村至少还有3亿5千万的净过剩劳动力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如此庞大的就业压力是客观存在的，如不解决，国无宁日。司法部的研究指出，最近10年出现了第五次犯罪高峰，其中一个特点是高比例的流动人口犯罪，但其性质是社会性犯罪，原因是社会性、经济性的。如"扫黄"屡扫不绝，中国性产业过剩，是因为大量的农村失业人口过剩的供给。再如，媒体上经常报道农民杀人抢劫案件，许多都是因为生活没有基本保障。这些问题都是与农村巨大的就业压力与农民生存危机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