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标准太高
乡镇面对的是最底层和弱势的民众以及相对落后的基础条件，上面制订和提出的目标要求有的远远脱离了这些实际，超出了基层的适应和承受能力。如贵州省提出的计生村民自治，要求村一级要成立计划生育协会、育龄妇女自管小组和专门的文艺宣传队等相关的组织机构，并配有专职的副会长和专（兼）职的秘书长，要建有会议、学习、活动等8项制度，每月要召开协会和自管小组的例会专门研究计划生育工作等。但贵州农村现实的情况是，绝大多数的村没有集体积累，年人均纯收不到2000元，村干中只有“三大头”（支书、村主任、文书）享有每月不到200元的补贴，其它的全靠尽义务工。他们不仅平时要为自家的农活早出晚归，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组织和开展活动，而且普遍文化程度低，难以胜任大量文字材料的记录整理，特别是受地方经济条件的制约，村干报酬低，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不高，配合不力，加上劳力外出务工多，基层组织后继乏人，软弱涣散，导致农村计生工作与上面期望目标难以衔接，渐行渐远，欲速不达，造成基层的不堪承受之重。
2、形式太多
上级对基层提出的工作目标要求，多是按照制度化、标准化、程式化的路径，每项工作无不要求做到加强领导、成立机构、完善制度、报告进度、总结成绩的模子来开展，以致每项工作弄下来，都会文件材料一大堆，规章制度满墙壁，横幅标语遍街道，许多制度扁牌实在没地方放，只好“轮流上岗”，撤了挂挂了撤，上面检查什么，就把相应的内容弄上去。而上级对乡、村的检查、考评，除了硬件建设，主要就是看成不成立领导小组，制度上不上墙，有没有召开会议的记录、有没有永久性的固定宣传栏等等，每项工作下来，都有一大堆的材料需要撰写、整理和上报。如此下来，乡镇工作很大一部份的人力物力便投在这些“弄虚作假”的应景之作上，反而没有多少精力真正去谋发展办实事了。
3、责任太大
乡镇作为最基层的政权组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大政小策，最终都要通过乡镇这一层惯彻落实到民众中去，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但在当前的政权建构中，乡镇一级没有独立的事权财权，受条条块块的分割，除了党政办、综治办、计生办、社会事务办和财政所等不多的几个“嫡系”外，“七站八所”被上收直管得差不多了。尽管权利有限，但是责任无限，从垃圾卫生到护林防火，从农技培训到子弟入学，从财税征收到民兵训练，从群众上访到交通安全，乡镇都责无旁贷，不论事大事小，不管背的是白锅还是黑锅，只要属于辖区内出的问题，乡镇都“脱不了爪爪，一耙打倒”。
4、要求太紧
上面的精神和工作任务，由于需要通过逐级研究讨论传达，到乡镇这一级，往往都是“时间紧任务重”了，常常让乡镇救火般的手忙脚乱。比如一些年度建设项目，从立项审批到行文再到资金层层下达到位，距年底的验收往往就剩了不多的两三个月了，有的要邀标议标，有的要动员和组织劳力，有的要占地撤迁，还有的要受到农忙、天气的影响等等，情况千差万别，实施的过程艰辛曲折。但上面命如山倒，不拉客观，不讲过程，只要结果，必须按时按质按最完成，以致乡镇疲于奔命，顾此失彼，什么抓重点、弹钢琴，统统抛到脑后了。
5、应酬太烦
乡镇处在政权机构的最末梢，应酬接待来自各层各路方方面面的神仙诸候，就成了家常便饭。来的都是客，接待无小事，谁都大意不得，穷顿不穷餐，花钱事小，不慎得罪了人事可就大了，何况客走旺家门，怕只怕人家请都请不来。吃饭就是工作，喝酒就是协调，宁愿肠子通洞洞，不让感情裂缝缝，于是，酒肆饭馆，杯觚交错，醉生梦死，就成了乡镇干部的主战场和形象写照，有时一上午陪上6、7桌也是常有的事，整天弄的晕头搭脑，自己苦不堪言，还遭路人白眼，乡镇干部自谑接待有“三痛”：别人吃起来痛心，自己喝起来痛胃，群众看起来痛恨。尽管如此，但却身不由已，不得不这样为之。
6、会议太频
上级对下级发布指示、安排任务、布置工作，召集会议和下发文件是主要的形式和途径，所谓文山会海就是这样“炼”成的。特别是召开会议，号令一响，应者云集，主席台下，俯首恭听，不仅操作简便，成本低，气氛浓，效果好，既直接又亲切，能比较全面深刻地惯彻和体现领导的意图和权威。一般除了业务性的工作外，上级召开的会议往往都要求下级“主要领导”参加，以体现对该项工作的重视，于是书记、乡长几乎成了“会议专业户”，陷在城里赶着一个一个的会场，有时风尘仆仆赶回乡镇还未足尖触地，新的电话通知又紧跟而至，常常让那些路程远的乡镇闻会色变，耗去了大量的精力和油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