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台湾著名政治哲学学者和《思想》杂志的主编，钱永祥先生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动物伦理和动物福利。在打狗事件频出、玉林狗肉消费狂欢又将开始之际，他给出了有切肤之痛的哲学思考。
澎湃新闻：您早年关注台湾的民主思想启蒙，后来治的是西方思想史、西方政治哲学，一直研究民主转型与社会公平这些人类社会的大话题，兴趣点又是如何的转向动物伦理和保护呢？
钱永祥：我会关注动物伦理学以及动物保护运动，自然有一些个人的原因，例如我喜欢看到动物，也想要为动物做一点事；我又喜欢乱读书，彼得·辛格原本即是不错的哲学家，他的《动物解放》在1975年出版以后在西方声名远播，让我多少会注意到已经有哲学家在开辟“动物伦理学”这个新的领域。
但是这些个人的因素毕竟属于次要。我猜想，社会或者时代的氛围，对于一个人的想法与感性所产生的塑造作用更大、更实质。关心或者喜欢动物或许仅是个人的事，属于偶然。但是动物议题要成为学院里的研究主题，乃至于在社会上构成“运动”，就不可能靠偶然的因素，一定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
让我们举两个西方的例子。动物保护在近代西方第一次进入人心，成为“运动”，是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当时，法国大革命点燃了“人权”的呼声，英国人开始正视工业化以及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于是在一种人道主义情怀的推动之下，黑奴解放、保护少女（妓女）、保护童工、救助游民，乃至于要求妇女投票权，劳动条件的改善等等追求“人道”的改革要求蔚为风潮。在这种氛围之中，动物保护运动也告出现，并且开始发展动保的论述。英国第一个动保团体，便是在1824年成立的。
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动保运动又一次复兴，则是在七十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也适逢二战后的旧秩序遭到强烈的挑战，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反越战、生态保护，以及年轻人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如火如荼。在这片追求“解放”的氛围之中，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适时问世，造成很大的冲击。也是在那几个运动交会的历史时刻，辛格可以直率地将人类对于其他物种的歧视与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相提并论，从而把动物议题的地位提升到与人类问题几乎同样重要的正当地位。到了今天，保护动物已经是社会上、学院之内、以及各国政府都必需关心、正视的议题，其起源必需追溯到1960、70年代的各个社会运动。
到了台湾的八十到九十年代，旧的秩序受到挑战，民主化以及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社会上许多不合理的现象，在昔日大家可以冷漠地承受，如今却遭到质疑与挑战。劳工、环境生态、妇女、消费者保护、原住民、学生等各方要求竞相爆发。1993年，在反对“挫鱼”（一种用大钓钩直接刺穿鱼体”钓鱼”的民间变态娱乐）声浪的刺激之下，“关怀生命协会”成立，这是台湾第一个将动物保护变成社会“运动”的团体。当时我自己找上门去，接下了翻译《动物解放》的工作，让这本西方动物保护运动的“圣经”变成中文，我自己也开始积极地阅读西方的相关理论著作。回顾这些历史，可以看出，动物议题其实是时代的产物，也是社会求变的一个环节。我们个人会走上这个方向，很大程度上是历史条件的成熟，逼迫我们觉醒、面对问题。
至于我同时对政治哲学与动物伦理学感兴趣，倒不是问题。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当然很大，可是也有相通甚至于互相发明之处。政治哲学追问：如何从道德原则判断政治制度、政治关系的是非对错好坏；动物伦理学追问：如何判断人类对待动物的方式是不易能够满足道德原则的要求。两者的出发点都是道德，而道德观点所关心的最根本的问题，当然就是生灵所承受的各种苦难、压迫、剥削是不是符合“正义”。在这一方面，从古到今，人类与动物经常有着共同的遭遇与命运。所以，我研究政治哲学，同时也研究动物的伦理议题，可以相辅相成。说来并非偶然，当代政治哲学的奠基者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并不包括动物，但是他必需说明他的理由何在；另一位诺奇克则数次讨论到动物伦理学的问题。
澎湃新闻：您能否简单介绍下西方动物伦理学的脉络？
钱永祥：西方动物保护意识的兴起的历史脉络，我们已经在上面作了简单描述。至于动物伦理学的理论脉络，由于整个领域扩张很快，引入的理论资源很多样，从效益主义、权利论、德性论、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到欧陆思想以及后现代的解构，各家理论杂陈，并不容易归类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