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统来说，在今日农村，同是老年劳动力，对待劳动的态度，六十岁左右的与五十岁左右的农民有着很大的区别：前者一辈子生活在土地上，只是断断续续地去城市打过工，每次呆的时间都不长，基本还保持着对土地的感情和劳动的习惯，田地舍不得荒芜，该种粮食的时候还得种一点；后者则不然——他们一般都有着在外打工十多年的经历，有一定的积蓄，而且非常熟悉城市，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城市收入与农村收入的巨大反差，种粮的付出与所得又远远不成正比，这在极大程度上伤害了他们从事农业的积极性。而且，他们还有很多在本地打工的机会。
种田划不来，劳动不值钱——这种普遍的情感挫伤，早已在农村人心中扎下根来。做父亲的日晒雨淋地劳作半年，种出一季粮食换成钱，不如儿子在城市打工一周两周的收入。想一想，谁不难过？而且，那些不种田的农民，正以“脱离田地”为荣，嘲笑那些起早摸黑，仍在土地上劳碌的人呢！而那些被嘲笑者，也时时在为自己看来要劳碌到死的“苦命”而哀叹，自责。
农村变成了这样，正如王晓明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所写：“不用说，事情的关键之一，是农产品的价格太低。今天这样的极度贬抑农产品的全球价值和价格系统，是现代的一大病态现象。”“农产品的价格之所以被压得这么低，主要是因为定价权不在民众手中，更不在农民手中……正是靠着把农业和农产品死死地踩在脚下，那些今天看来是越来越弊大于利的‘现代’工程：大工业、城市化、军火工业、虚拟经济、知识经济…… 才得以疯狂扩张……”
农民种田，虽然常是不计成本地投入，但是，极低的农产品价格，勉强维持生计的劳作，早已在农民心中刻下一道又一道的伤痕。我们的爷爷在土地上挣扎了一辈子，我们的父亲还在土地上坚守，而在这个正积极融入“极度贬抑农产品的全球价值和价格系统”的当代中国，有什么充足的理由能够说服我们这些城市的失败者，将来愿意回到土地上子承父业呢？又有什么理由能够说服回到土地上的“未来的我们”，除了为自己生产粮食，也乐意为全中国人生产粮食？
丝毫不难想象，以“80后”和“90后”为主力的新生代农民工，当他们在城市里耗光了人生中最富有活力的二十多年青春，而突然跨入老年劳动力的行列之时，且不说他们是否具备种田的技术和能力，单就他们对待劳动的态度和对待土地的感情，跟他们的父辈相比，又是何其远也！
在今天的中国，农村文化生活已荒漠化多年，农业劳动早已不是一门可以提供生活乐趣的艺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更是越来越疏离了。如果，不能让农民通过农业劳动实现人生价值，不能让农民通过农业劳动重拾自尊，农民与土地的感情没有得到重构，农村人与人的共同体没有得到重建，那么，“老人农业有效率”这句话恐怕也要打一个问号。
如何保证农民有愿望，有积极性地通过种田来“获取经济收入和展开人生意义”？除了要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来思考这个问题，恐怕还必须从“心灵的重塑”方面做反思。
说到底，我还是没有贺雪峰先生对于未来的那份信心。我倒是记得前些年莫言说过的一些话——莫言先生直到今天还时时担心中国会出现饥荒，因为他的童年经历告诉他：别看粮食在今天的中国堆积如山，但是说没，眨眼就没了。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在读博士